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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大学与民众教育 　　　　创建于1924年6月的大夏大学，曾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誉，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私立大学之一。作为沪上大学的后起之秀，大夏大学致力于学校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是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实验的积极参与者。1932年9月，该校率先创立附设大夏公社，以学校周边地区为主要施教范围，开展民众教育实验;在此基础上又于1933年12月扩充发展为大夏民众教育实验区，并于1935年8月再与梵王渡普及教育实验区合并组成沪西民生教育实验区。大夏所办民众教育实验区历经不同发展阶段，其服务民众与改造社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不同阶段因其划定的实验范围、具体目标及方式各有侧重，其间的细节，仍有待仔细讨论。 　　以往研究更多围绕由个人和社会团体所主导的民众教育实验进行，对大学所办教育实验的讨论多集中于教会大学，而对国立、私立等其他性质大学所办教育实验区的讨论尚不充分。具体来说，对大夏大学所办实验区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沪西民生教育实验区阶段，而对前两阶段的情况语焉不详。现有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第一是对其核心人物邰爽秋及其民生教育思想实践的分析;① 第二是从实验机构的角度讨论念二社参与主持实验的概况以及历史贡献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回归到大学，从大学与城市发展关联切入，主要以大夏公社及其后续大夏大学民众教育实验区为讨论对象，通过梳理该实验区的设立背景、主旨和运行过程，考察大夏大学在其中的角色和实际贡献，以期进一步把握大学办理教育实验区的主要特性，为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大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提供新的观察角度。 　　一、大夏大学的办学传统 　　大夏大学创校之初，办学条件相当艰苦，校舍、学生宿舍只能四处租借，教师常常没有薪水义务教课。最初五个月不设校长，校务行委员会制。学生有需要时也会参与校务管理，曾义务承担刻印讲义、管理图书仪器、采购、庶务等工作。首任校长马君武将“三苦精神”(即苦教、苦学、苦干)与“师生合作”定为大夏立校之根本。这既是大夏建校以来实际境遇的真实写照，也确定了其未来办学的基调。 　　20世纪30年代初大夏大学获得了飞跃性发展。校方本预期胶州路校区可使用10年，后因发展迅速，校舍不敷使用，遂于1929年购置梵王渡中山路旁(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二百余亩区域作为永久校址。新校区建成之后，学校办学条件随之得到较大改善，吸引一批名师来校执教，办学规模、学生人数都有明显增加，整体校务运行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逐渐显露出大学自身的影响力。最明显发生变化的就是校园周边环境。梵王渡中山路地区本属郊外，还在兴建之时，即有不少商人抓住商机，建造商铺，路边设摊，向建筑工人和周边住户兜售商品。大夏正式迁入新校区之后，一方面筹措款项建设校园内的景致，另一方面也注意对学校周边的整治，特别是为保障办学环境，曾呈请上海市公安局在学校对面设立派出所，维持附近治安;同时还在学校门口添设了汽车线路，可直达市区。因大夏的迁入，教师家属区和学生宿舍相继兴建，附近的小贩和精明的商家也都主动抓住商机，众多餐馆、杂货铺、理发店、银行、书店等日常生活配套设施也陆续设立。 　　大夏大学的迁入，不出半年就改变了中山路地区的社会面貌，俨然由冷僻郊区变为热闹市镇。就目力所及范围，以往大陆学者对大学与城市互动的讨论，多以西方大学为对象，而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很少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切入，涉及较多的是大学城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问题。从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来看，新式教育的萌芽及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密切关联：清末新式教育制度的设计就是以递增的教育层级对应于相应由基层到中央的行政区域，如高等学堂应设置于各省城，大学堂则设置于京城等。进入民国之后，不论是国立大学或私立大学设立基本上也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成都等大城市。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城市更易供给办理新式教育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大学也可以为城市提供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教育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因此，将近代中国大学放置于所在城市近代化进程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去解释大学与所在城市发展之间的关联，以及大学在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可为更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大学提供了一条路径。 　　二、大夏公社(1932-1933)：初步尝试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校教育失败的呼声越来越大，社会教育、民众教育逐渐被视为教育救国的新路径。大夏大学是国内较早系统关注社会教育问题的大学之一。1930年秋季，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增设社会教育系，为国内首个提供四年制高等教育的机构。首任主任马宗荣(1896-1944)，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曾任上海督学、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主攻社会教育研究，①对大夏社会教育系有开创之功。马宗荣认为，社会教育是“全民的教育”，是“为谋社会全民的资质与生活向上发展”的教育，因此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