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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党锢之祸分析士人的心态及政治态度 　　士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还是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士人体现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一、人“士”内涵的演变 　　对于“士”的解释，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刘向《说苑，修对》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顾炎武《日知录·士何》:“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近代学者认为“士人是指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们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与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道德修习和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他们以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其主要职责是知识的传承、创造和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纵横裨阖。东汉王充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完，畔魏魏伤。”因此各国统治者积极招揽人才，形成了尊士、养士的社会风尚。秦朝建立专制体制后，士人转化为“吏师合一”的士大夫。汉武帝时，士人真正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此后，士人成为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中流砥柱，在政治和文化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东汉后期的社会概况 　　东汉从和帝开始，皇帝大多是孩童或少年即位。因皇帝年幼，皇太后临朝称制。她们缺乏治理经验，便依靠父兄辅政，这就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皇帝长大后，利用宦官铲除外戚势力，又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士人投入到反对宦官、外戚专权的斗争，逐渐形成一股极有影响的社会力量“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粟公卿，裁量执政，妹直之风，于斯行矣。宦官、外戚集团必然会对士人进行残酷镇压，于是出现了“党锢之祸”。 　　三、党锢之祸的由来及过程 　　所谓‘党锢之祸’，是指东汉后期，有一批正直的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权，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桓帝延熹九年，方士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将其正法。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仙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人。经窦武上书请求，桓帝才宣布赦免党人，但将其全部罢官并终身禁锢。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公元167年，灵帝上台后，宦官气焰更盛。窦太后上台后，重新启用李膺、杜密等。陈蕃与窦武”志诛中官”，事情泄露后，宦官矫诏诛窦武，清除异己势力。公元169年“党锢之祸”再起，李膺、杜密等皆死狱电“其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四、党锢之祸中体现出的士人的心态和政治态度 　　据《资治通鉴》记载“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减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胜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可见党锢之祸对东汉王朝的影响深远。士人在党锢之祸中表现出的心态和政治态度也值得我们探讨。 　　1.英勇斗争精神。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专权，士人以名节自励，以仁义相争，如陈蕃、李膺、范谤为首的士大夫，为了维持儒家的君主政治，不畏强权，与外戚宦官奋勇抗争。殉者视死如归，生者前仆后继。在“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之时，士人积极与外戚、宦官进行斗争。杨震遭到宦官陷害，饮鸩自尽前对其门人日:“死者士之常分”，体现了士人视死如归的情操。范谤被诬后“狱吏将加掠考，谤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 　　2.积极的参政意识。以李膺、陈蕃为代表的党人积极参政，如《后汉书》卷六十六《陈王列传》日:“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蕃以书责之日:‘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柞未立，政事日整，诸君奈何委茶寥之苦，息堰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从中体现出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汉末士人“同志”相“互相题拂”不仅在“激扬名声”，而且对执政者产生极大威胁。如陈蕃多次向皇帝上疏，虽不为皇帝采纳，但士林却以“不畏强御陈仲举”赞之，并以他的“正色忠睿”来倡导士风。因此，士人的“题拂”不仅是一种普通舆论，而且维护朝纲，又给朝廷带来巨大压力。 　　3.忧患意识。 　　外戚、宦官专权时间之长，引起了士大夫深深的忧虑。陈蕃年十五出豪言日“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杜密辞官还乡，还常对政事有所褒贬;而刘胜也辞官回乡，却从不议论时政。杜密曾说“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体扬，不亦万分之一乎?党人正是认为澄清天下是自己义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