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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未来关怀分析 　　一、从《白鹿原》谈起 　　《白鹿原》是一部优秀的小说，被认为具有厚重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艺术特色。但《白鹿原》对中国革命的表现却值得深思，可以从作品里的三个革命人物---鹿兆鹏、白灵、黑娃( 后来改名为鹿兆谦) 加以探讨，他们跟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革命者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被很多评论者认为是一种突破。 　　鹿兆鹏在书中是个很光彩的形象，是个坚定而又有着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但某种程度上又被描写为一个密谋家、“革命的炼金术士”。其实马克思批判过这种密谋家式的革命者，在《法兰西内战》这部书里，马克思通过批判布朗基主义者来批判这种基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冒险主义的革命行为;后来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也描述过这一类形象，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当中，称他们“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鹿兆鹏这样一个职业革命者身上，我们看不到多少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痕迹。而小说通过这个革命者的塑造，把革命描写成一种传奇，或者说以传奇的方式把革命推远了。第二个是白灵，她走上革命道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是跟她的男友抓阄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啻为一种隐喻，革命在革命者那里成为一个无意识选择的结果，革命本身的那种理性、合目的性和严肃性被消解了。第三个人物是黑娃，某种意义上，他最初的革命动因和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者一样，源于被压迫者反抗不公、改变命运的内在需要，但到后来，在作者刻意安排的人物命运当中，黑娃表现出对自我革命经历的否定、对儒家传统的皈依。而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以儒家文化来置换革命。 　　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可以看到这部作品表达的对中国革命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一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在文学界成为主流的历史观，就是说历史成为一种权力或者无序的混乱，乃至于本能欲望下的产物，历史的理性、合目的性被消解了。受这种观念的支配，文学不再致力于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相反，革命被认为是一种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麻烦的激进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集《告别革命》可以说是这种观念变化的标志性文本。美国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把这种历史观界定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状态的“后革命”或“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种观念不仅在表现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学中非常盛行，在那些表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文学中也非常盛行。比如说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小说充斥着大量火暴的情节、细节，可读性很强，但这种火暴场面背后，是作品在思想内容和历史现实意识方面的贫乏、苍白，乃至于错位。小说上部写文革，下部写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但就小说的思想主题而言，简直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文革的历史就是残酷，或者说迫害，而改革开放后就是欲望，作者试图用这两个词来总结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而那些火暴的情节细节不过是这两个词的形象化图解。历史真是如此简单吗? 米兰·昆德拉说: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 ‘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 年版) 而我们从《兄弟》中看到的，却是一种将复杂的历史框定在既定概念中的“文学减法”。 　　如今，我们不仅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现实发展的动力，连历史现实展开中可能蕴藏着的差异都看不到，文化界洋溢着一股浓重的虚无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倒台后，美国的政治学者福山就有一个断言，黑格尔意义上的自身蕴藏着内在矛盾动力的历史就此终结了，剩下的就是资本主义唱独角戏，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人大都在有意无意应和着这样一种判断。这种想象力丧失的背后，其实是对现实中蕴藏着的新力量、新要素的盲视。 　　二、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实 　　新世纪初，学者甘阳写过一本小册子，叫《通三统》，他提出“通三统”这个命题，指出当代中国发展到现在，其实是三大传统合力的结果，一是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古代传统，一个是百年来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为核心的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传统，简而言之可以分别命名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如果想深入理解中国现实，就必须深入理解这三大传统，研究它们是怎样合、怎么通的，而未来中国的走向，也蕴藏在其中，只有做好“通”这篇文章，才能正确认识乃至于规划好中国的发展，这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大课题、大实践。 　　但是现在知识界有一大潮流，就是以一前一后的两大传统来压抑、淡化乃至非议中间这个革命传统。比如上文提到的《白鹿原》，就是用儒家文化来消解和置换革命，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