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机关法人的应有定位与制度重构.docVIP

我国机关法人的应有定位与制度重构 　　(一)公法与私法界分下机关法人的定位 　　如果说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在现代应当被认为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则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分就应当是顷理成章之事。因为，公法人与私法人不过是公法与私法在法律关系的主体形式上的表现。因而，虽然对于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分类标准至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诚如江平先生所指出的一样，关于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各种划分标准的实质内容又是一致的，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问题。……因此在私法人与公法人划分标准上存在的差异是形式上的差异，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异，在确定某个社会组织是公法人或私法人时，这些不同标准的结论又是大致相同的。而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无疑是公法人与私法人区分的前提基础与基本标准。 　　就区分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必要性而言，西方传统法律概念一直重视公法人与私法人之区分，并对其有关立法产生实际影响，而我国却有很多学者倾向于否定公法人与私法人区分的理论或实践意义。但是，就机关法人而言，无论是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还是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分都是十分必要，而且颇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因为，在我国，机关法人是依据国家法律或有关机关的行政命令而设立，即依公法规范而设立，都是公权力的产物，本身都以享有与行使公权力、实现国家职能为内容与目的。如果与我国的单位制度相连，其是作为“单位”而处于纵横交错的国家权力网络之中，并通过享有和行使公权力而辅助国家管控着社会。因此，机关法人在概念上往往被定义为依法享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并因行使职权的需要而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国家机关。由此可见，就本质而言，机关法人应当属于公法人，依照相应的公法规范设立、规范和调整，并应当以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利益的实现与满足为目的。 　　就公法人与私法人区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言，将机关法人定位为公法人既可以在理论上支撑与对应公法和私法、公法人和私法人二元区分的传统理论，使我国民法理论进一步回归与贴近传统大陆法;可以准确定位国家机关的宗旨与目的，为我国法人制度的重构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又可以在实践中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国家机关借助于私法人格过多地从事商业性行为与民争利，以此确保其公共职能和公益目的的实现;可以有效地以公法规范和约束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防止其遁人私法而逃避公法约束及对私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可以明确国家机关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与依据，从而使行为相对人或受害人准确选择相应的诉讼救济方式。 　　(二)我国机关法人的制度重构 　　具体而言，我国机关法人制度的重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首先，应当在理论上厘清国家与其机关之间的关系，为二者的法律地位安排提供理论说明与支撑;其次，应当在民事立法上规定和赋予国家私法主体的地位，明确其有别于法人的特殊民事主体性质，并进行具体的制度构设;再次，原则上否定国家机关独立的法人地位，明确其仅能作为国家主体的构成部分而以国家名义从事民事行为，辅助国家私法人格与公共职能的实现。同时，在满足和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职能为必要的前提下，例外地承认和赋予国家机关以独立法人地位，并具体规定国家机关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特定情形、公共利益的目的限制、公法规范的约束及其法律责任等。 　　如果我国民事立法原则上否定国家机关的法人地位，仅例外地承认其独立法人地位，则不仅可以使我国民事主体制度走出前苏联国家机关全面法人化立法与理论的影响，与传统大陆民法保持理论统一，还可以解决和摆脱我国实践中出现的与国家机关全面法人化相逆的事实困境-国家机关的非法人化。因为，这种与国家机关法人化相逆的事实困境恰恰是混淆国家与其机关之间的关系与定位的结果。当然，造成此种事实困境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帮凶就是我国法人人格或团体人格构成上的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理论。在团体人格的构成上，我国民法理论一般认为应当具备四个“独立”，即独立名称、独立意思、独立财产和独立责任。江平先生的概括很精准地表述了这一理论，他说:“独立名称、独立意思、独立财产、独立责任是团体独立人格的四大要素。其中，独立财产为本，独立名义为表，独立意思为其动力，独立责任为其一切民事活动的最终归宿。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两根基本支柱，而独立责任是独立财产的最终体现。 　　就独立财产而言，其与人格的关系区分自然人主体与法人主体而有着本质差异。近代之后，各国民事立法以人格平等为价值指引，确立了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由此使自然人主体资格的获得只仰赖于出生事实的完成，即自然人人格在构成上没有任何财产要素。而法人作为工具性和技术性主体，其人格获得与构成却必须以财产为要素。也就是说，“个人人格与财产的关系大不同于团体人格与财产的关系。个人具有人格并不以财产为要件，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