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程序性保护制度的完善_0.docVIP

我国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程序性保护制度的完善 　　引 言 　　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保护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商业秘密的实体性保护，即如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这涉及侵害商业秘密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及责任承担问题。二是程序性保护，即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如何避免当事人及第三人商业秘密的泄露，这涉及追求案件真实与保护商业秘密之间利益的平衡问题。前者为我国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而后者则常常被人们忽略。 　　追求案件真实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需要兼顾的两个价值。但在涉及商业秘密的诉讼中，如何平衡两种价值常常会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持有人若为承担举证责任一方，如果其为追求胜诉裁判而提供该证据，其将面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不利境地;而如果其为避免其商业秘密被泄露而不提交该证据，则将面临败诉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涉及商业秘密证据的持有人若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或第三人，则其不提交该证据固然可以充分保护其商业秘密，但这显然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实现公正裁判。正是由于商业秘密的保密性要求与诉讼程序的基本要求和审理原则相冲突，从而使得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成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a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中，如何实现公正裁判与商业秘密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两大法系国家、地区虽然制定了不同的制度，但也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深入研究两大法系国家、地区商业秘密的诉讼保护模式，对于发现我国相应制度的不足，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水平有重要意义。 　　一、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之比较 　　(一)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之基本模式 　　1.大陆法系的绝对保护模式 　　为贯彻平等原则，解决“证据偏在”的问题，确保案件事实的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大体从多个方面规定了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证据提出义务，具体包括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当事人出庭接受讯问的义务、当事人及第三人提交文书或勘验物的义务。b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践运作来看，这种义务得以不断加强，适用的范围不断扩展，实现了从具体义务到一般义务的转变。证据提出义务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但由于所涉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书证及勘验物等很可能涉及商业秘密，一概要求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交、披露这些证据，c难免会造成商业秘密的泄露，显然不利于保护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基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在强调当事人及第三人证据提出义务的同时，大陆法系对商业秘密提供了一种绝对的保护制度，即明确赋予当事人或第三人可基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拒绝提供相应证据的权利，具体包括证人的拒绝作证权、当事人的拒绝讯问权和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拒绝提交文书或勘验物的权利，即当事人及第三人可以基于法定的理由，拒绝出庭作证、接受讯问及提交文书或勘验物，而在诸多的法定事由中，涉及商业秘密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为例，其第307条第1款第5项规定，证人可因技术上或职业上之秘密而拒绝作证。这里所谓技术上或职业上之秘密，包括关于专利技术制造方法之秘密，关于经营业务之特别方法之秘密，货物来源之秘密、买进价格之秘密等。e其第367条之3规定，当事人拒绝陈述之原因，准用证人拒绝证言之规定。其第344条第2项规定：“文书或勘验物如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之业务秘密或隐私，得拒绝提出。” 　　除将商业秘密作为证据提出义务之例外而赋予秘密持有人拒绝提出的权利之外，大陆法系还采取了不公开开庭审理、秘密审查制度及禁止、限制阅览制等制度，对商业秘密提供保护，以避免商业秘密在诉讼过程中泄露。 　　2.英美法系的相对保护模式 　　英美法系并未像大陆法系一样赋予商业秘密持有人拒绝提供、披露相关证据的特权。在美国，为了尽可能发现案件真实，实现公正裁判，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专门设置了证据开示制度(Discovery System)，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证据收集权，而为了避免商业秘密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被泄露，美国建立了保护令(ProtectiveOrder)制度。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3款规定，为了避免开示致使当事人或第三人不快、困惑、受压迫、过度负担或不必要花费，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核发保护令，同时该款明确列举了法院可以作出的八种命令的内容，其中第(7)项规定，“商业秘密或者其他秘密的研究或开发成果或者商业信息不被披露，或者只能用一定的方式披露”，f 这就是学说上与实务中关于以保护令制度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依据。一般而言，较为常见的商业秘密的保护方法包括：在法官室阅览文书(in camera)、禁止诉讼以外之使用、仅向诉讼代理律师开示而禁止向当事人本人开示、选任中立第三人进行鉴定。在实务中，多由当事人就开示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