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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交付在票据质权设定中的意义 　　票据质押的法律规定在学界备受争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物权法》) 颁行之前，《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票据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而《票据法》则规定票据权利的转让应以背书方式为之。这样，基于票据交付是否成立票据质押就形成了制度上的冲突。对此，学界的基本共识是: 仅单纯的票据交付不产生票据质权。但对当事人之间签订了票据质押的书面合同，出质人未在票据上作任何背书记载，仅凭书面合同和交付行为，票据质押是否成立的问题则莫衷一是。2007 年，《物权法》颁行。《物权法》第224 条规定，以票据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这一规定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区别在于，成立票据质押仍须签订质押合同，交付票据是质权成立的要件，但不论是否交付票据都不影响质押合同的效力。应当承认，从物权变动角度而言，《物权法》将质权设定与质押合同区别对待更为科学。但是否因此解决了《担保法》与《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问题的冲突呢? 对此，相当学者认为《票据法》与《担保法》的冲突已经解决，并提出了不同的理由。具有代表性的有二: ( 1) 法律层次说。这种观点在解释《票据法》与《物权法》之间的冲突时，或以特别法( 票据法) 优于一般法( 物权法) ，或以新法( 物权法) 优于旧法( 票据法) ，或以制定机关的层次( 物权法由全国人大制定，票据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层次上前者更高) 来确定法律适用的顺序，从而解决冲突。这样，有两个结论: 一是优先适用物权法，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票据质权仅须“质押合同”和“票据交付”即可设立。二是优先适用票据法，根据票据法规定，票据质押应当以背书“质押”字样为必要，非经设质背书，票据质押不能成立。( 2)物权法与票据法协调说。以票据设定质押，既可以依据《担保法》或《物权法》的规定仅采用质押合同的方式，也可以依据《票据法》的规定采用背书的形式。采用背书形式的则适用《票据法》，不采用背书形式而以质押合同和交付成立质权的则适用《担保法》或《物权法》。事实确实如此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要的在于确定《物权法》解决了什么? 《物权法》第224条仅仅明确了质押合同的效力不受有无票据交付的影响。这表明: ( 1) 《担保法解释》关于质押背书是票据质押的对抗要件这一规定仍是有效的。( 2) 《担保法》第76 条规定因为与《物权法》第224 条规定冲突而无效。( 3) 《物权法》明确交付是质权成立的生效要件，但在票据法上交付并不发生票据转让或质权设定的效力。换言之，《物权法》并没有解决票据质押的制度冲突。因为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下，仍然存在着这一情况: 存在质押合同、交付票据而未作成质押背书的票据质权在《物权法》下是有效的; 在《票据法》之下却是无效的。法律层次说和法律协调说所谓的票据质押的法律冲突因为《物权法》的颁行已经烟消云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物权法》并没有改变什么。如果承认并没有改变什么的《物权法》化解了票据质押的立法冲突，那毋宁可以认为即使没有《物权法》第224 条的规定，票据质押也不存在制度冲突。 　　纵观对于交付在票据质押中地位的学术论争，一个浅显而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 学界在探讨《物权法》与《票据法》之间的冲突是否存在以及对这种冲突进行解释时，一方面指出背书是法定的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另一方面则又认为根据《物权法》交付也成立票据质权。但对真正决定票据为什么应以背书方式转让，或者说我国立法上交付为什么不能转让票据，却少有探究。而这点恰恰就是票据所以为票据，并被确定不同于民法上一般证券转让规则的深层根据。鉴于这一问题对于解释票据质权设定的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予以分析，以完善票据法制。 　　一、交付与票据质权设定 　　票据交付是否成立质权是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物权法》第224 条规定，“以票据出质的，当事人应当签订票据质押合同，质权从票据交付给质权人时生效。”这实际上废止了《担保法》第76 条关于未交付票据的质押合同无效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设立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权，应有两个要件: ( 1) 票据质押书面合同的存在; ( 2) 交付票据。学界一般认为这里所谓的质押合同并不必须是书面合同，只要当事人双方认可存在质押的合意，即可以成立票据质押。但无论如何，票据质权只有在票据交付后才成立，应属无疑。 　　根据《票据法》第22 条、第75 条的规定，汇票和本票应是指示性质的证券，指示证券依其性质应背书转让。尽管不同立法例上允许票据权利仅依交付转让，但由于交付只在无记名票据和空白背书票据情形才可以适用( 详后述) ，因此根据《票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