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的分析与研究_0.docVIP

我国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的分析与研究 　　1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内涵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工商业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早已逐步显现，其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就是环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人们不得不对环境救济问题进行重新认识与深入思考“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应运而生。环境侵权救济早已是业内耳熟能详的法律概念，而“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则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讨论，直至20世纪60, 70年代相应的理论观念才初步形成。对于这一新生概念，学界目前仍有许多不同看法和争议。如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是为了弥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法律不能仅依赖民法的侵权责任机制去解决环境侵权问题，针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应将加害人的责任全部或部分地分散给社会。王明远教授、黄锡生教授认为环境侵权救济社会化是因为环境侵权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损害，社会分担加害人的责任理所应当，该制度的设计重点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受害人或社会、国家所受到的侵害问题。对此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质决定其产生后所影响的不只是受害人本身，也可能是相邻人、一个省市、国家，甚至是国际间的交互问题。因此，国家作为公民权利依托下的公共组织，是唯一有责任、有必要也有能力去引导问题解决的主体。环境侵权救济不仅是对环境侵权加害人的惩罚，更是要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进行及时的处理与补救，环境问题同时具有可控性与高风险性，将这种风险押注在加害人个人身上明显违背了环境侵权救济的宗旨。因此，通过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来分散风险，提高环境侵权事件的解决效率是十分有必要的。 　　2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法理依据 　　2. 1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 　　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它渊源于哈耶克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其思想提倡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管制，强调个体权利的保障。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背景下，这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们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因此得到广泛的采纳。在权利本位的经济时代，环境侵权救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国家的社会化功能被限制，国家无法通过政府手段施行自己的环境政策，也无法对环境侵权行为做出必要适当的法律规制与救济，一旦做出社会化救济行为即被认定为过多的国家干预行为。另一方面，在没有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与其他相关联的法律规范时，环境侵权只能寻求民法的庇护，而传统民法并不具备解决特殊的环境侵权的功能，除了民法侵权要件的规定与环境侵权构成要件存在矛盾与冲突之外，就制度本身而言，民法几乎只存在事后救济而不具备预防和提升的功能。直到二战后梅纳德·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的出现，才使整个社会开始从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他否定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市场具有自身的缺陷，必须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干预才能有序地运行。凯恩斯的理论使得国家又再次得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推行各种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环境问题。社会需要国家的服务和监管以实现自由个人与福利国家，在面对环境问题上亦是如此，私法逐渐公法化的修正也使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开始逐步发展。 　　2. 2权利扩张到权利限制的转变 　　早期法律强调的虽然是权利与义务对等，但总体来说更看重权利的保护，尤其是私权利的保护。民法中的所有权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作为世权可以抵挡权利人外的所有人的不法侵害，但是权利的过分扩张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随着社会利益逐渐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权利行使开始有所限制，即便是所有权也开始受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权衡的影响。以相邻关系为例，相邻的不动产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在行使时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作为权利的限制法律规定了相邻权。站在环境法的视角来看，尤其在一些农村地区，相邻的土地间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一方随意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无谓农作物的品质好坏在自己的土地上施劣质肥料，相邻一方的土地必将因此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环境侵权救济在此作为环境侵害排除与防控的手段，就必须做好利益的衡量。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弥补了制度体制无法避免的缺陷。 　　2. 3社会风险分担理论 　　社会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势必会带动社会经济整体的进步，但也同样伴随着不确定的社会风险。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要有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而且要有公平的损失分配制度。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侵权种类，法律追求事先防范和事后救济双管齐下，环境侵权中讲求“谁污染，谁治理”，“谁侵权，谁负责”，但是在追责与救济的同时存在着许多难以防控的风险。如在环境侵权发生后，存在加害人难以确定的、加害人可以确定但无力补救的亦或加害人确定也有足够经济条件但不愿意承担的情况，环境侵权的补救要求及时有效，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