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礼对太平天国前后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探究.docVIP

张仲礼对太平天国前后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探究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以下简称《中国绅士》）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著名学者张仲礼1955年在美国用英文撰写出版的力作。该书对19世纪中国绅士这一社会阶层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做了深入的研究。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中国绅士的人数分析；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中国绅士传记的数量分析。1991年由李荣昌译为中文，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是作者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社会学、科举学等领域中的经典之作，是被西方学者列入研究晚清社会史“最好的”的一类成果。张仲礼先生也因此而誉为“中国绅士研究第一人”“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之一”。 《中国绅士》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其对 19 世纪中国绅士之构成、特征和作用的考察，至今仍代表着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其学术影响力，在近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不可逾越。其中，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总数的估算及其一系列数据，作为权威的资料广为学界引用。但是，由于捐监资料收集的困难，张先生难以提供比较完整的监生资料，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后各类绅士的估算中，忽略了太平天国后学额等增加的过程和生员等累积的周期这两个细节，使他对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数量的若干表述，与他的理论及客观实际出现了差异。而许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往往不予分析而直接引用之，影响了张氏理论应用的科学性。故有必要对张仲礼就太平天国前后各类绅士和总数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做一分析和说明。 此外，顺便对梁志平博士提出的，张著中因没有注意到生员实际录取中学额缺额的情况，导致对太平天国后生员人数估算“偏高”的质疑，略做回应。 一、张氏绅士估算的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明清绅士按来源划分，包括“正途”绅士和“异途”绅士两大类。“正途”绅士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或者说学品和学衔，部分由此而获得官职。异途绅士主要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即“监生”，并由此可参加为获得更高功名的考试（通过则转入正途），或再捐官职。产生正途绅士的科举考试以“学科”划分，有“文科”和“武科”两大系统。文科功名，由低而高分别称生员（秀才）、举人和进士。此外，根据成绩和资历，一些生员还可选拔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进士、举人和贡生作为上层绅士均有资格出任官职。由于此三者几乎都来自最低一级的功名--生员（文）--县、州、府学里的学生，故只要统计出文生员的人数，“文科”出身的正途绅士就几乎都包括在内了。武科功名，由低而高也分别称生员（秀才）、举人和进士。武举人和武进士作为上层绅士也均有资格出任官职。与文科一样，武举人和武进士也都来自最低一级的功名--生员（武）--县、州、府学里的学生，故只要统计出武生员的人数，“武科”出身的正途绅士也大都在内了。文生员和武生员相加，正途绅士的数据就出来了。由于正途绅士是绅士中的大头，且在官僚政治体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故生员信息成了统计绅士的最重要的资料。 其次是监生。监生名义上是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可实际上绝大多数监生并不进京在国子监就读。监生又分恩监、荫监和优监。但这三类的监生人数很少。清代，尤其是到了晚清，监生的主体是例监--以捐资入国子监者。故例监亦称捐监。捐监生中虽也有生员，但在庞大的例监队伍中，生员出身者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中国绅士》收罗的资料表明，捐纳监生者差不多都是平民（第104页。以下凡到自该书，只注改码），或曰俊秀。一般地说，捐官者（含实职与虚衔）先要捐功名，则监生的人数几乎都包括异途绅士了。那么，生员和监生之和，大致可以说是绅士的总数了。但本文重点解读的是“生员”，至于监生的人数和来源等一般不予讨论。 对于生员之数量，早在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顾炎武（1613-1682），就在《生员论》中做了时“合天下之生员”“不下五十万”之匡算。此后，法国传教士钱徳明（1718-1794）在乾隆年间统计出时全国文生员的学额为 24701个，并估算生员总数为学额的 20 倍，即494002 个（第 97-98 页）。应该说，钱徳明的研究对张仲礼是有启发的。当然，张仲礼对生员人数做了更为科学、详实的考证和运算。 张先生对生员规模考察的方法和步骤是：确定府、州、厅、县试的频次，即几年内招生的次数；确定每次考试全国取中生员的学额，即名额；确定生员考中时的平均年龄以及他们的平均寿命，由此得出他们绅士生涯的平均年份或曰其望寿命; 在绅士生涯的其望寿命内举行考试的次数乘以取中学额，即可求得正常年份全国生员的总数( 第69页)，包括更高功名者。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张先生分19世纪上、下半叶两个时段讨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