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后果主义论辩的证成与具体适用.docVIP

探究后果主义论辩的证成与具体适用 　　引言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可接受性是判断司法裁判优劣的重要标准，也是法律论证理论得以建构的理论预设。无论在实践中遇到怎样的案件---简易抑或疑难，法官都有义务跨越规范与事实的缝隙，为司法裁判提供充分而细致的论证。“人们想知道，某个坐在裁判席上或带有徽章的人凭借什么权利去行使剥夺他人生命、自由或财产的国家权力……在施行法治时，法律推理应该揭示法律和特定行为之间的联系”。质言之，法律论证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展现法律人的推理技术，而是向社会大众阐明判决得以产生的脉络，并最终回归“法律是什么”这一基本的法哲学问题，即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探讨法律体系的构成理论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受法官的实践理性所支配的经验命题。法律人在为个案判决提供论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前理解、直觉、经验以及理性的影响。在面对具体的个案时，法官一般借由“潜意识、直觉和经验得出一个初步法律结论”，然后再根据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检验这一初步法律结论，在必要时不断修正法律结论，循环往复之后才能最终实现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等置。 　　毋庸置疑，为判决提供充分的理由是法律论证的关键环节。裁判的理由可能源于明确、具体的规则体系，也可能受制于包容性强但过于抽象的法律原则，抑或是法学家学说、习惯等次要的法律渊源。然而，这些裁判理由在为判决提供支撑的同时，自身的缺陷也暴露无遗: 刚性的规则体系容易陷入僵化、原则需要权衡才能具体化、法学家学说也是流派纷呈等。因此，裁判理由在适用时又需要获得“二次证明”，即为裁判依据本身提供正当性论证。在这些正当性论证中，后果主义论辩就是一种重要的论证工具。 　　一、后果主义论辩的批判及其辩护 　　现有批判后果主义论辩的理论主要可以区分为两种进路: 一是义务论( deontology) ，二是工具化。前者认为判定一个行为( 对于案件来说就是被诉法律行为) 的正当性的依据是行为本身的性质或者特征，即使某类行为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善; 而后者认为由于后果主义沉迷于计算与衡量行为的善与恶，进而受制于此，使得人类退变为追求善的工具。具体而言，可以区分为下述四种情形予以讨论。 　　( 一) 后果主义损害形式逻辑 　　对于推崇形式逻辑的学者来说，后果主义论辩破坏了“法官仅服从于法律”的司法准则，将除法律规则和个案事实之外的其他不可控甚至非理性的因素引入形式主义法律推理过程，进而破坏了规则的确定性和裁判结果的可预见性。“规则是盲目的，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 它们能够促进平等待遇，减少偏见和武断的可能性。规则总是和公正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公正性体现在自由女神的公正是盲目的这种思想中。规则对案件的许多本来可能起到相关作业的特征、也对在某些社会情境中---宗教、社会阶层、相貌、身高等---的相关特征一视同仁，还对人们很难就其关联性达成一致的事情一视同仁”。 　　换言之，形式主义法律推理将裁判的正当性仅仅与法律规则相关联，而经由规则所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果也就保证了裁判结论的权威性，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实现了“同案同判”。一旦判决逾越现有的法律体系，并运用“强意义的裁量”( 德沃金所反对) ，法律外的理由被纳入裁判之中，法律体系的刚性稳定就会被侵蚀。 　　( 二) 后果主义引入法官动机，导致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 　　波斯纳认为，类似案件的前后处理出现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塑造法官前理解并因此塑造他对论证和证据之回应的个人背景、气质、训练、经验和意识形态不同。不同法官对后果权衡也会不同”，而且因为“基于同样的上述理由，不同法官看到的后果也不同”。 　　换言之，后果权衡及其结果由于受到法官的背景、气质、训练、经验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在客观的规范体系之外，引入了不受控制的、主观的法官的个人动机，因而损害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进而对规范体系的确定性和明确性造成一定的冲击。基于法官的内在动机而批判后果主义论辩的学者其实秉持了一种极端理性主义的立场，其主观预设了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法官是理性的动物，只受理性法律思维的支配; 二是通过解释和推理可以建立客观、有效的法律体系。问题的症结在于，即使法官受到背景、气质、训练等因素的影响，是否意味着法官就不受理性思维的支配? 是否意味着个案裁判必然不正义? 台湾地区学者黄舒芃认为，“在落实法官受法律拘束要求的过程当中，法官的主观意志如何，或者用何种方式影响了裁判结果，其实都不是应该或者必须被追究的对象。重要在裁判论证中，法官能证明其判决结果拥有法律上的根据，能够成为这个抽象规范所容许的具体选项之一，此时的司法便已能通过法律拘束的检验，亦即被认为是一次遵守法律框限的权力发动”。 　　直白地说，即使法官受到所谓非理性的影响，也要受到现有法律体系的约束，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