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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吕坤《忧危疏》中的救时要务 　　吕坤( 1536 - 1618) ，明代政治家，字叔简，号新吾，自称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万历二十五年( 1597)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吕坤上著名的《忧危疏》，言词恳切的向万历皇帝朱翊钧直陈天下安危，分析当今纷繁错乱的严峻形势，意在“以救时要务，为陛下陈之”。在该疏中，他一再强调人心的重要性，指出要想挽救危局、延长国脉，“惟有‘固结人心’四字”。围绕这四个字，吕坤向万历皇帝朱翊钧道出了多条救时要务，其内容涉及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堪为救国良策。 　　一、政治 　　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后的几十年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其子孙后代构建起一套运作有效的政治规章制度，但其后的历代皇帝并没有严格遵守，至万历时期，朱翊钧的某些行为对这套政治规章制度的破坏性表现的尤为明显，对此，吕坤在该疏中表达了他个人的一些不满情绪，规劝朱翊钧改正。 　　( 一) 勤早朝 　　万历十五年( 1587) ，朱翊钧以身体不适为由，深居宫中“静摄服药”，无心早朝，成为万历怠政的一个主要表现。为此，吕坤曾旁敲侧击、以极其委婉的语气向万历谏言道:“祖宗以来，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他提醒朱翊钧当以那些勤于政务的祖宗先辈们为榜样，不可深居宫中、慵懒无度，而应以身作则、勤上早朝。吕坤认为，当今之人心，不可与嘉靖时期相比，因此，规劝朱翊钧千万不能模仿嘉靖帝的不朝行为，否则，君久不愿见群臣、群臣见君一面尤难，终究会致使“人心懈弛”，甚至可能会引起某些奸佞小人图谋不轨之心，这对大明江山社稷极为不利。 　　( 二) 重言官，补缺官 　　作为高高在上的皇帝，朱翊钧本人的一言一行受到百官群臣的瞩目。对他而言，言官们时常指责他懒惰长年不上早朝; 批评他财迷心窍，派遣矿监税使，弄得民不聊生; 讥讽他逃避职责不批奏章，林林总总，导致朱翊钧对言官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吕坤向其道出了言官的重要性: “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吕坤认为，朱翊钧深居宫中，如果对言官心存芥蒂、不理不睬，极易造成言路闭塞、上下离心的局面。劝说朱翊钧不必与那些好争名节、哗众取宠、别有用心的言官计较，应当虚心听取整个言官群体对百官及其朝政的看法，及时补齐各衙门缺官。 　　( 三) 批奏章 　　面对堆积如山的群臣奏章，朱翊钧习惯将大部分奏章留中不发，采用冷处理态度。吕坤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极为不妥，担心如若有宦官从中作梗、诈传诏旨，造成内廷与外廷消息无法及时、准确地输送传达，会耽误军国大事，进而导致严重不可估量的后果。他向朱翊钧建议: “臣望自今以后，留中奏章，每月御前发未览揭帖一纸，内开某人某人，未及批答，下会极门，转发各衙门备照。其缴还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了’三字，发该科备照。”若能如此，纵使君臣之间不当面谈论奏章中的相关事宜，也能直观的了解各自真实的看法与态度，不会因奏章不能及时批阅而受到宦官的蒙蔽。 　　( 四) 遵刑法 　　谈及刑法时，吕坤这样论述: “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应轻应重，太祖既定为律; 情重罪轻，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律例不得为一定之法。”他认为，明朝律例经由历代先皇的经营，早已成为国家既定法则，希望朱翊钧遵循祖宗成法，多听取刑部、大理寺等司法部门的意见，依照律例依法办事。但朱翊钧却不以为然，固执己见，屡屡做出过度激进、轻慢法律的行为。为此，吕坤建议朱翊钧能够一方面“严骗夺之刑”“重需索之罪”，对那些不法份子，依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另一方面宽待宫人、慎抄没之举、减少诏狱，不要在事实真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对宗室、勋戚、群臣、宫人以及平民百姓滥用刑法，否则，法令不严、用刑不一，会造成过多的冤假错案，导致民心尽失。 　　二、经济 　　吕坤在地方为官多年，深知民间疾苦，百姓艰难。他在疏中向朱翊钧强调: “乃万历十年之后，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由于灾伤连连，政府又没能拿出良好的应对之策，致使许多老百姓终日忍饥挨饿、流离失所，经济生活状况极其不堪。吕坤希望朱翊钧能够与民共乐，多为百姓着想。 　　( 一) 召两店内臣回京 　　两店，指官店和皇店，“官店主要是明王朝开设的店铺，其收入归明王朝支配; 皇店则是皇帝私人的店铺，收入归宫中使用”。作为皇帝的家臣亲信，太监自然成为掌管两店的最理想人选，但有些太监往往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所到之处，欺压当地百姓，尤其是对往来商人敲诈勒索，极尽收刮之能事，致使民怨沸腾，有损皇家乃至整个大明朝廷的声誉。吕坤希望朱翊钧能够效仿嘉靖帝召镇守太监回京师的英明决策，对太监们严加管束，尽快将两店内臣召回京师，收解租银等事交付有司督办即可。 　　(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