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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移民与晋陕蒙毗连带文化圈的形成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魂“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刘忠和教授在《西口辨》一文中将其归纳总结为:(l)特指说，即特指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或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2)泛指说，指张家口以西可以进入内蒙古地区的长城沿线各口;(3)变迁说:西口最早指杀虎口，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归化城的经济、政治地位凸显，归化城成为西口;(4)概指说，西口大致在黄河山西河曲、保德至宁夏段的各个渡口。综合以上诸说，刘忠和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口”是产生于清代中后期的俗称名词，其只有一个历史地理对应地，既不是指长城上的哪个口子，也不存在变迁“西口”只是归化城的俗称。该观点由于有一定的史料支撑，一度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到2009年《西口文化》第6期刊登式莫勒先生的《归化城非“西口”考》一文，对“西口”即归化城这一观点予以反驳，并对“西口”泛指说、概指说以及演变说都予以否定。其有力证据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萨拉齐地方刊刻的《破迷醒世》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西口萨拉齐忠信堂存板”。据此，式莫勒先生认为“西口”就是杀虎口。之所以出现“西口萨拉齐，“西口归化城’“西口包头”等称谓，是当时的一种习惯用语，正如今天所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包头”等，“内蒙古”只是限定语而不是等同讯“西口萨拉齐’“西口包头”只是“西口地域”的萨拉齐、包头，至于“西口地域”则等同于习惯上所说的“西口夕”，“大体相当于清代的归绥道、民国的绥远地区”。 　　对于“西口”所指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无论“西口”在哪，“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成为中国近代三大移民运动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走西口”的原因学者们讨论较多，意见也较为一致，主要从自然原因、人地矛盾、农牧互补、边境安定及商业贸易等几个方面论证。 　　走西口移民基本沿东、中、西三路行进到达蒙古草原，其中西路从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北上，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中路从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出长城，穿越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过黄河到包头;东路从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等北出长城，大多为商队雇佣，当脚夫或拉骆驼。 　　“走西口”移民运动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在晋陕蒙毗连带，由于相近的地域、相似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使蒙汉各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共同方言、相同戏曲、相近生活习俗以及相似信仰习惯的文化圈。 　　一、共同的方言 　　方言(dialect)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语言发展不平衡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变体。本文所探讨之方言为晋陕蒙毗连带的地域方言。 　　内蒙古地区汉族以东部、西部为亚文化分类，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东部)汉族以闯关东后裔为主，语言文化习俗接近东北三省，使用东北官话居多;中西部(锡林郭勒盟西部至巴彦淖尔市)汉族以走西口后裔居多，使用晋语(当地称此地话)较多。晋语由山西人走西口传入，在内蒙古中西部影响较大。晋陕蒙毗连带的方言即以操晋语和陕北方言为主。从总体上看，内蒙古西部方言又可分西路和东路两种。西路方言以包头以西，包括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等地为主，受陕北方言影响较深;东路方言以呼和浩特市为界，包括乌兰察布市等地区，受晋北方言影响较深。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绥远地区的汉族人最初大都来自山西，而其中“尤以晋北各州县为繁，J准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他各县，几全为晋民”“至各族人民错处一方，接舍连田，习居己久，其于礼俗、生活、语言等，故不无互有交融之处”。绥远省各县的汉儿“其始均属寄民，追后渐变而为土著，所操语言，虽历年久远，其音调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旧为五厅，即归、萨、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乡大户，历世较久者，则多为晋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户。故其语言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不出晋北各州县之范围。; 　　20世纪20年代，张清常先生对内蒙古地区方言分布作了权威性的研究，得出了颇具价值的结论。他说“自治区中部、西部四五十个市、旗、县、镇的汉语方言，则属西北方言，接近山西话及陕西话”;‘所在地区大致西起巴彦淖尔盟、东迄乌兰察布盟。以巴彦浩特、包头、萨拉齐、呼和浩特、丰镇、集宁等为代表”，构词法的特征“大致与陕西晋北方言相近”。其中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