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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和发展历程 　　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揭开法制文明的历史起，刑法就成为中国古代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刑，常也，法也。”上至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周代的《九刑》和《吕刑》、春秋战国时期的《法经》，下至唐代的《永徽律》、宋代的《宋刑统》、明代的《大明律》、清代的《大清律例》，都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体例。中国古代民商法不发达，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甚至有学者(如著名古代法史学家梅因) 更进一步说： “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 在中国古代，虽然作为法典意义上的民商法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民商法是存在的，而且在某些法典当中是“民刑有分”，并非完全是“民刑不分”，甚至到了明、清时期，民商法还出现了体系化、独立化的趋势，所以，应该正确认识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一、秦以及先秦时期的民商法： 萌芽阶段 　　先秦时期，随着私有财产的形成，以及财产的流转和商品交换的进行，逐渐产生了民商事法律的萌芽，有些还被刻在铜器上，被称为“金文民商法”，这一时期的民商法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周天子是周族的大宗，有权授民授疆土和仲裁诸侯间的民商事纠纷，根据宗法原则而确立的父权家长制度，当时民商法的作用。 　　到了公元前 5 世纪，魏文侯重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改革。李悝总结了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这是一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典，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其中《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这两篇中关于保护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应该属于广义的民商法规范。 　　公元前 356 年，商鞅在秦国开始变法，根据秦国的具体情况及改革的需要，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了新的内容： 一是改法为律，二是制定新的法律。随着封建法律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新兴地主阶级法制建设经验的积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法的公平，而要求把法普遍适用且有法必行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律正是体现了人们的这种要求。用“均布”的律，代替“平如水”的法，其强调的是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法经》只有六篇，它的内容是有限的。为了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商鞅必须充实法律内容。奴隶制的法一般是同刑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刑事法律。随着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出现了许多新的、非刑事的社会关系需要用法律加以调整，这就导致了非刑事法律的大量出现。 　　二、汉唐时期的民商法： 初步发展阶段 　　汉朝建立后，参照《秦律》，作律九章。《九章律》是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成为汉律的骨干与核心。《九章律》的前六篇大体与《秦律》相同，为刑罚方面的规定，源于战国李悝所著《法经》，后三篇较多地包容了民商事方面的法规，故又称“事律”，内容涉及户籍、赋税、徭役、兴造、畜产、仓库、驿 传 等 规 定。如：汉 统 治 者 通 过 制 定《田 律》、《田 令》和《田租税律》等法律，对公私土地所有权严加保护。对其他财产，汉有《盗律》予以保护。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总结并吸收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的结论。《唐律疏议·名例》说：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而以刑罚制裁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唐律共 12 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作伪、杂、捕亡、断狱，共 500 条。户婚律的内容是两部分： 户籍和婚姻。唐代的户籍制度很严格，生了孩子要报户口，到了成年要进丁，到了老年免课役，这在户籍上都要如实反映出来。弄虚作假是不许可的，脱漏户口更是悬为厉禁。脱户是指整个一户在户籍簿上没有登记;漏户是登记的不全，比如说应该记 5 人记成 4 人。登记情况不实，如增减年龄，谎报健康状况，以逃避兵役税赋，都要受到惩罚。唐代实行均田制，把土地分给老百姓，土地规定有一定数量标准，超过规定的数量叫做占田过限，这是不允许的。盗耕、盗卖、侵夺别人的田地也不允许。地方官吏负有土地、农业方面的管理职责;如遇到灾年要报灾，平时要督促农民耕田种地，要分派差科赋役，要征收租庸，该收田的应把田收回，成丁了要分田等等，不按规定办事都算犯罪。唐律中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婚姻制度。首先一条是同姓不婚，辈分不同也不许结婚，良贱不许通婚。不许重婚，但允许男方娶妾。妻妾的法律地位不同，以妻为妾或以妾为妻都是不许可的。父母死，居丧期间不许嫁娶。不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地方官不许娶民为妾，妻妾不许擅自离开丈夫，诸如此类的规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