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分析.docVIP

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分析 “民间”，主要指向的是“乡上中国”，桑间、蹼上、高山、旷野，地处外省，身居边缘，远离京裴，拒绝庙堂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民间”涵蕴了中国文学史上思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国风”、“乐府”、民歌时调、通俗小说等，并持续不断地为文人传统、高雅文化注入清新、刚健、真挚、自然、性灵等因子，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话语资源之一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两千年来，“民间”话语及其言说，一直就是一个被压抑、被忽视、被遮蔽的所在，为“荐绅学士家不道”，而难歌大雅之堂。这种格局的被打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晚清至五四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 　　具体到五四而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既是新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又是刚刚兴起的现代中国民间文艺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基于现代思想启蒙和文化反传统的需要，策略性地将五四文学革命的矛头直指传统文学中地位最高的诗歌，对旧诗发动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攻击，并很J决取得了文学革命的胜利。最终，“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在五四这样一个新旧文学转型与擅替的过程中，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除大力借镜西方话语之外，还十分注意挖掘了本土的“民间”话语资源，用民间文化“小传统”来颠覆儒家文化“大传统”，用“民间”审美理念来建构五四新的诗歌话语体系。 　　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登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包括《朋友》、《赠朱经农》、《他》等)，这是开启中国新诗史的标志性事件。胡适，作为五四白话新诗之第一人，“登高一呼”，而“四方响应”，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鲁迅、俞平伯、康白情等都开始尝试着去写白话诗。《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时事新报》等当时有影响的新文学期刊，也先后开辟了新诗专号或专栏，组织并发动了一系列关于白话新诗的批评与讨论。这些理论性的文字虽论者不同，观点也不尽一样，但都大量而频繁地使用“自然”、“真实”、“平民”、“创造”等与“民间”话语相关的词汇。究其原因，主要是跟五四新文学革命倡导的“民间”话语理念分不开。他们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要煮清茶，须亲到山头找源泉去”，秉持“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的做法。作为五四白话新诗话语系统的建构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十分注意挖掘、彰显乃至利用“民间”话语中异质于古典诗歌传统的审美元素，并加以现代的转化和改造，最后将之熔铸到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中来，从而使“自然”、“真实”、“创造”等民间话语理念成为五四白话新诗创作与批评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 　　一、“自然”:从音节到韵律 　　“自然”作为一个概念，首见于老子的《道德经》:“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自然”主要指事物存在、运动、变化的一种非人为的、本然的特性或状态。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有“人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翩《文心雕龙》“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梦阳《诗集自序沁等说法，还有一批推崇“自然”的诗人，如陶渊明、李白、王维、韦应物等。“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学最为重要的创作理念与批评原则。近人王国维主张“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人间词话》，更是将“自然”视为文学扎匕评的最高境界之一。在西方，特别是在标举“回归自然”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自然”与“人性”、“天才”、“创造”等同，被视为现代诗学“反传统”、“反理性主义”的一面旗帜。在谈及浪漫主义崇尚“自然”这一命题时，谁也不能否认其与民间话语的联系。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之于拍西，德国的狂飘突进运动之于赫尔德、格林兄弟，已是文学史的共识。然而，这样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美学境界和诗学追求，却在晚近中国雕琢文饰的“文人之诗”中几乎消亡殆尽。要改变这种局面，则只可回归自然，返求之于“民间”。 　　1919年10月10日，胡适在《星期评论》的“双十节纪念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谈新诗》的文章，文中胡适将新诗作为辛亥革命“八年来的一件大事”来看待。此时，胡适的文学思想，已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的“破”转到了新文学建设的“立”上来，重点思考的是如何用“白话”这种民间的语言形式来创造一种“国语的韵文”-“新诗”。在这篇理论性的文字中，“自然”一词反复地出现，频率极高地被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自然”是胡适白话新诗理论最重要的“关键词”。胡适认为: 　　五四所倡导的白话新诗是第四次诗体的大解放，是诗歌发展的“自然”趋势和“自然”演进的结果。“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胡适这里所说的“自然”，其实就是“进化”论的哲学观在文学上的表现。通过“自然”(“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