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典范大转移”与“新汉学”的来龙去脉探究.docVIP

汉学“典范大转移”与“新汉学”的来龙去脉探究 一、 缘起 兰平 近年来“新汉学”在中文世界和西文世界引起很多人关注。2012年下半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和2013年上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都有数以百计的海内外知名学者参加，热议有关“新汉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为“新汉学”在两岸的推动者之一，您在这两次会议上曾多次对媒体发表意见，引起公众的关注。这里可否请您先简要谈谈“新汉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陈珏 近来经常有学术界的朋友问目前很流行的“新汉学”的提法始于何时？我曾在好几种报刊和出版物上多次表达个人意见，现稍加新增，综引如下：汉学在西方的历史，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中心始终在欧美。在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尾声，即从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大陆、台湾和澳洲忽然有人不约而同提出含义不同的“新汉学”，从地域上跨越了台海两岸和太平洋两岸，是极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现象。这些“新汉学”的提出者，主要由学者和政治家两类人组成，说明学术界和一般社会中都有人感觉到“新汉学”的律动，预判它也许会在新世纪中应运而生，发生影响。 二、汉学“典范大转移”的来龙去脉 兰平 您刚才谈到，在2010和2011年间完成的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拉开了两岸清华合作研究“新汉学”的序幕，并奠定了目前正在展开的两岸清华“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合作研究计划的基础。请问汉学的“典范转移”研究，如何成为您“新汉学”研究的出发点？而汉学的“典范转移”之说，从学理层面而言，又有怎样的具体涵义？ 陈珏 汉学有三次“典范大转移”之说，是我2009年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古今论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从此，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研究，便自然而然成为我近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这段因缘，值得一提。大陆的学术界大都听说过闻名遐迩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却很少有人知道《古今论衡》。史语所《集刊》之所以有名，绝非偶然。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面临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1902年出现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潮流，接着1919年又浮现“整理国故”运动，在此背景下，到1928年史语所及其《集刊》的创办，转借已故史学界老前辈逯耀东的话，可以说是”象征中国学术已经超越整理国故，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正式进入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众所周知，20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史学研究的潮流发生世纪巨变，不独在中国，西方亦然，相映成趣。美国历史学界巨匠之一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继19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欧洲思想史研究课程之后，于1912年出版划时代名著 《新史学》（The New History：Essays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而到1929年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佴conomiqueet sociale）创刊，西方学界“新史学”的旗帜便主要由“年鉴学派”执牛耳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与中国同时期的情形何其相似，甚至可以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西现代史学各自的研究，乃由两种号召力极强的学报所主导，只是我们的《集刊》比法国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还要早一年。这些都是稍知近代中西“史学史”者所耳熟能详的。 三、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的角色和意义 兰平 您从学术史的角度描绘了一幅“新汉学”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中兴起的图画，以及“新汉学”学理研究的出发点。请问清华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陈珏 我在访谈的开头，曾经指出两岸清华“汉学”领域的合作研究计划，背靠的是清华传统。在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李学勤、陆克文和我分别提出“新汉学”，这三中有二，出自两岸清华。这也许不仅仅是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百年清华与国际汉学界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气场”。为说明这种“气场”，我在前面列出从胡适到何炳棣等二十四位清华师生中与汉学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然而这张名单远非全部。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前夕，台湾清华人文社会学院创院院长和蒋经国基金会前理事长李亦园院士也举出了十六位与汉学有关的清华人，并有感而发，说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很说明清华与汉学之间的得天独厚的因缘，兹引用如下：“一百年来，清华的文科师生中，成名人物辈出，而其中与汉学结下不解之缘者，亦不在少数。当年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之师等，与西洋和东洋汉学界的一流学人互相切磋的逸事，长期以来，传为美谈。而清华文科学生中的名人如历史学家张荫麟、翻译家梁实秋、佛学研究家汤用彤、文学史家陆侃如、语言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