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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日两语二字同形词的词源考辨分析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汉日两语中大量存在的同形词即为最好明证。 关于同形词问题研究，中日两国学界颇为活跃，相关成果也较为丰富。 但从以往研究成果的内容来看， 大多侧重于讨论同形词的“音”“义”比较，而对同形词来源问题的分析却十分少见。 尽管在历史上日语受汉语的影响颇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现代的中日词汇交流中的确存在着逆向输入的情形。 因此，弄清哪些同形词是源于汉语的中国造词，而哪些同形词又是源自日语的日本造词无疑显得很有必要。为此，笔者以二字同形词为研究对象，依托中日大型权威辞书，逐一检索、查证了二字同形词的古汉语出典情况及其书证年代，力求在探明词源的基础之上寻求能够快速分辨词源的有效方法。 　　一、词源考辨的思路和方法 　　关于跨语种的词源考辨研究， 当前学界言之较少。 笔者认为，汉日两语二字同形词的词源考辨可依靠中日辞书来展开研究，具体研究思路和方法如下：首先， 借助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日本国語大辞典》(小学馆，2005)等大型权威辞书，对照、查找汉日两语中共有的二字同形词。所查同形词至少应包含三种类型：一是《汉大》和《国大》同时收有的同形词;二是《汉大》收有而《国大》未收，但其他日语词典(如《新明解国語辞典》)可查且事实存在的同形词;三是《国大》收有而《汉大》未收，但其他汉语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可查且事实存在的同形词。 　　其次，在逐一检索已整理出的二字同形词古汉语出典及书证年代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将同形词分为“《汉大 》有典的同形词 ”“《汉大 》无典的同形词 ”“《汉大》未收的同形词”“《国大》未收的同形词”“借用新义的同形词”等若干类型，然后根据类型特征分别确定同形词的词源。 具体方法是：若为《汉大》有典的同形词，如书证年代早于《国大》即可推断为是中国造词;若为《汉大》无典的同形词，如书证年代晚于《国大》即可推断为是日本造词;若为《汉大》未收的同形词，如《国大》收有且事实存在，即可推断为是日本造词(《国大》未收的情况则推断为是中国造词);若为借用新义的同形词，则可以通过观察古汉语词义是否被近代以后的新义所取代以及综合两国辞书中的词义书证年代来判断同形词是否为日本造词。 　　最后，从语素构词的角度对已完成分类和词源考辨的二字同形词展开分析，即在有古汉语出典的同形词中进一步甄别哪些前(后)语素较为能产(无古汉语出典的情况亦然)， 通过分类梳理上述语素便可初步形成依靠语素快速推断、分辨同形词词源的方法。 　　二、辞书收有出典视角下的词源考辨 　　根据笔者整理、统计，汉日两语当中的二字同形词共有 10647 个， 分别占 28037 个汉语二字词的37.97%以及 20418 个日语二字词的 52.15%。 以下，试从辞书收有出典这一视角来对汉日同形词的词源问题展开分类探讨。 　　(一)《汉大》收有的中国造词 　　“《汉大》收有”包括两类情况，一是二字同形词在《汉语大词典》和《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同时收有，并且在《汉语大词典》中可以查到其古汉语出典。 如上所述，如果同形词在《汉语大辞典》中能够查到古汉语出典并且其书证年代早于《日本国語大辞典》，便可认定该词是历史上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国造词;二是《汉语大词典》收有而《日本国语大辞典》未收，但其他日语词典可查且事实存在，我们认为此类同形词同样也可视为中国造词。《国大》未收的原因可能是此类词语进入日语的时间不长，地位尚不稳固，仍属于新词之列。 据笔者初步统计，上述两类词语共计 5695 个，占10647 个同形词的 53.49%。 由此可见，二字同形词中主要是以中国造词居多。 　　(二)《汉大》无典的日本造词 　　所谓“《汉大》无典”是指二字同形词在《汉语大词典》中虽然收有但却无法查到古汉语出典。 就其书证情况来看，《汉语大词典》所提供的书证年代通常较为晚近，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书证，然而在《日本国語大辞典》中往往能够发现时期早于《汉语大辞典》的书证。 我们认为，此类同形词很可能是近代以后从日本反向输入中国的日本造词，共计 3662 个，占 10647 个同形词的 34.39%。 　　(三)《汉大》未收而《国大》收有的日本造词 　　所谓“《汉大》未收而《国大》收有”是指《日本国语大辞典》收有而《汉语大词典》未收，但其他汉语词典可查且事实存在。 我们认为， 此类同形词与前述第(二)类词语相同，也可能是近代以后从日本反向输入中国的日本造词，只是它们进入汉语的时间可能要更晚一些。此类同形词共计 1275 个，占 10647 个同形词的 11.98%。 　　(四)借用新义的特殊日本造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