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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韩渔业纠纷”的社会学想象 　　一 引言 　　2011 年12 月12 日凌晨，韩国仁川海警登上一艘在韩国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执法时，与中国船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国船长程大伟抓起一把25 厘米长的刀刺死了一名韩国海警。之后中国船长和船员被韩国方面扣押，船长程大伟可能会被韩国以“杀人罪”判处死刑。这次韩国海警遇刺事件可以说是近年频发的中韩渔业纠纷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也引起了中韩双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自2001 年中韩双方签订《中韩渔业协定》之后，中韩之间的渔业冲突日益加剧。《中韩渔业协定》是中国和韩国两国在相向海域尚未完成专属经济区划界前，就渔业问题做出的一种非正式划界的临时性安排。这份协定将中韩两国水域划分为: 维持现有活动水域、过渡水域和暂定措施水域。 　　2005 年过渡时间结束后，暂定措施水域东西两面的过渡水域成为两国各自的专属经济区。而根据《中韩渔业协定》，中韩双方对于各自的专属经济区的管理方式是: “中韩双方在考虑各自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的海洋生物资源状况、本国捕捞能力、传统渔业活动、相互入渔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每年决定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在本国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的可捕鱼种、渔获配额、作业时间、作业区域及其他作业条件，并通报给另一方。另一方接到通报后向对方授权机关申请发给希望在对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本国国民及渔船入渔许可证。被申请一方授权机关按照本协定及本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颁发许可证，并可收取适当费用。中韩任何一方的国民及渔船进入对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从事渔业活动，应遵守对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韩渔业协定》的有关规定。” 　　《中韩渔业协定》的签订意味着两国渔民的捕鱼方式不得不从原来的“公海自由捕捞”转变为“在各自专属经济区内捕捞”，如果进入对方的专属经济区捕捞，也必须获得对方的许可证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然而与预想中不同，《中韩渔业协定》签订和正式生效后，中国渔民并没有减少赴韩国海域捕鱼的次数，而韩国方面的管理一开始比较宽松，一般发现越界捕捞渔船，先警告，然后驱逐。但随着韩国海洋权益意识的增强，其管理很快严格起来，发现中国渔船的违规行为就要罚款，罚款金额从一开始的10 万元人民币以下，增加到2011 年的16 万～ 27 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3000 万～ 5000 万韩元) 。与此同时，韩国海警打击中国渔民非法捕捞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动用了舰艇、直升机和高压喷射器、电子冲击枪、爆音弹等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2008 年9 月之后，韩国海洋警察厅开始允许韩国海警带枪执法。据韩国海警的资料显示，最近5 年韩方扣押中国渔船已达2000 多次，对中国渔船的罚款总额高达294 亿韩元，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为1. 64 亿元人民币。 　　由于韩国海警的罚款金额相当巨大，中国渔民一旦被处罚，几乎倾家荡产，所以，当韩国海警靠近“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进行执法时，每每遇到他们的“誓死抵抗”。我们在新闻图片上看到的一幅幅场景相当具有冲击力、令人惊心动魄: 十几艘破旧的中国渔船紧紧联合在一起，共同进退，不远处的海面上，韩国海警的快艇正破浪而来，而在中国渔船头顶低空盘旋的是韩国的直升机。为了防止韩国海警登船，中国渔民在船侧竖起了一股股的钢叉，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较为危险的船尾往上爬。同时，渔民们猛力向韩国海警投掷石块、铁块，并用斧头、钢管、镰刀、棍子等兵器拼命砍杀，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整个抓捕扣押的过程非常混乱、暴力和惊险，也因此经常造成双方的人员伤亡。暴力冲突发生后，韩国媒体对中国渔民的暴力残忍和蛮横无理印象深刻，愤怒地称呼他们为入侵韩国海域的“海盗” “暴民”，冷血杀人的“凶手”，韩国民众情绪异常激昂，对此事件的抗议一度上升至两国的外交层面。然而，在渔民的家乡，我们听到的评论则有所不同。程大伟的家乡张见港的船长们说程大伟平日豪爽仗义，爱请客，且从不拖欠船员钱，曾经在3 次海难中救起过至少17 条人命，在整个渤海人缘很好、威信很高。他们不相信人这么好的大伟会杀人，“怎么可能杀人，救人还差不多!”关于“中韩渔业纠纷”中的中国渔民，可能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他们究竟符合哪一种形象: 是外国媒体刻画的残忍的“海盗”，还是乡亲们眼中豪爽仗义、救人性命的“英雄”? 在诸多生活道路中，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单单选择了赴韩国“非法捕捞”这条不归路? 究竟该怎样理解他们的生活命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曾经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的概念，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