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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炽盛与深化 　　社会文化史是一门新生学科。2010 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出版，该书全面搜集和整理了22 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论文、主要专著的书评书序、重要会议的纪要综述和研究成果的述评等。学界认为:“该书记录了这一新兴学科创生及发展的历程，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学科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 　　2010 年4 月28 日“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的召开①和2010 年8 月17 日《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在《光明日报》的发表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史重要事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从创生奠基阶段步入新的成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走过了五年，回顾五年的学术历程，可谓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炽盛和深化的大发展时期。 　　一、高频度的学术活动 　　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术交流密度的频繁。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洋溢学术激情、碰撞学术思想的良好平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五年来，仅以“社会文化史”为名召开的学术会议就有五次之多，包括: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的首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 年、2013 年“首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和“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五次会议均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中国等国内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围绕西方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文化史的反思，女性研究的新视野，以及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医疗卫生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在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具体内容见相关会议综述①和论文集。 　　此外，2013 年8 月在湖北襄阳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也是“社会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提交的70 余篇论文大部分以社会文化作为研究视点，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 为推动社会文化史在具体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二十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就社会文化史的具体领域，即婚姻、家庭、性别、性伦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 　　二、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近五年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可谓研究维度宽广多样，科研成果精湛丰厚。有些文章对近年来社会史、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作了全方位的评介，其中《2009-2011 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和《2011-2012 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两篇文章分量较重，对此期间出版和发表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作了详细的评述，有助于读者对学术现状的理解和思考。本文将专门针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介绍。 　　(一)婚姻家庭、女性性伦 　　婚姻、家庭、女性、性伦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和《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均以婚姻、家庭、女性、性伦等问题为切入点，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指出“个性主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作者不仅揭示了它在近代中国演变的源流，而且辩证地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有人指出:“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 个性主义= 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后者通过对人人平等、个性解放、生活幸福感等价值的关怀和探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以期让读者从理性上感悟那个时代。 　　李慧波的《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1949-1966)》一书从婚姻制度与婚姻文化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婚姻确立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市婚姻文化的嬗变主要体现为:“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向个体成员过渡;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平等;人们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 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作者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成果，充分运用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试图用“民众的声音”表述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