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间文艺表达私法保护的目的论_0.docVIP

浅析民间文艺表达私法保护的目的论 　　一 从自然立场到目的论立场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剧变”。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民间文艺或民俗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公共场所，而这些公共场所也正在转变为前所未有的公共领域。但是，进入公共场所并不等于进入公共领域，公共场所是自然形成的空间，公共领域则是理性建构和制度维护的结果。因此，目前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与其说是已经形成的现成领域，不如说是方兴未艾甚至有待完成的一个新领域。这就需要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在进入公共场所的同时与中国社会一起完成艰难的涅槃再生，共同参与并促成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但遗憾的是，中国民俗学者对这些变化和问题并没有给予及时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 　　仅就民间文艺而论，“中国对民间文学[法律]保护的呼声在1994 年之后再度响起，乃至文化部门加快了起草专门办法的步伐”，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草案)》至今仍未出台，致使“目前我国对民间文艺的保护，甚至还比不上一些领土面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得力”，但从1995 年到2006 年的12 年间，在能检索到的论证民间文艺作品保护的四百余篇国内论文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同立法保护民间文艺，“存在的分歧仅仅在于具体规制方法有所出入”，而且，这些学者几乎清一色出自法律专业。2006 年以来的10 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明显改观。我们当然能够以专业分工不同为由来为中国民俗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沉默做开脱和辩解。但除了专业分工不同之外，这恰恰表明中国民俗学者忽视了研究对象的新状态和新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某些新问题和真问题，其实质在于对民间文艺或民俗实践主体的自由和权利问题的长期视而不见，其深层根源又与这些学者所持的自然立场有关。简言之，自然立场和目的论立场的不同在于：自然立场强调经验实证，其目的是从现象中找出自然的因果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民间文艺或民俗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创造活动本身及其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仅把民看作有理性能力的人，而且把民间文艺或民俗看作人际互动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这种自然立场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固然不能不发生自然的因果关系，但人的本质和人际关系的本质并不在于这种自然的因果关系，而在于另一种摆脱了自然因果关系的自由关系。换言之，人固然不得不生活在自然的因果关系中，但也应该生活在实践理性的自由关系中。因为在前一种关系中，人受制于外在自然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为人立“法”，人不仅是被动的和不自由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物化为“东西”;只有在后一种关系中，人才可以摆脱自然的因果关系而为自己立法，并以此矫正或补充自然因果关系的不足甚至缺憾，由此让自己生活在人自身的目的王国之中，通过人自己制定的习俗、规则、道德、法律和政治制度来实现人自身的目的，这是人的实践理性为自己设定的目的，因而也是理性的目的。人的一切实践和历史除了具有自然因果关系的各种目的之外，还应该具有实践理性的自由目的，这种实践理性的自由目的就是人的实践和历史的目的论(Teleologie/Teleology)。我们看待民间文艺或民俗的实践不能仅仅着眼于自然的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看到的人缺乏理性和自由，更重要和更本质的是要从目的论立场看到实践理性上的自由人，我把这种立场简称为目的论立场。本文正是要从目的论立场来论证民间文艺私法保护的理性条件和自由目的。首先，从自然立场来看，即使民俗学者能够以专业分工的不同为由而不关注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问题，却不能不关注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背景，否则，我们也很可能甚至必然会对本学科的一些根本问题和重要问题熟视无睹。例如，中国民俗学者注意到，民间文艺或民俗已经越来越多地从被否定的边缘化“遗留物”变成了被肯定的活态文化遗产，成为老百姓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尤其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运动以来，民间文艺或民俗已走出地方化和区域化的小格局，进入地球村(global village)或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大格局。民众不仅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和国际、国内的其他区域保持隔绝，还不得不甚至越来越主动地用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民俗。民间文艺或民俗已不再局限于在原生地和“传统共同体中自然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第一次生命，而且开始了它们的“第二次生命”，即“在通常都远离其最初环境的一个新的语境和环境中被表演”，“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俗的‘第二次生命’……在表现民俗所固有的价值和资源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于是，民俗主义、民俗的商业化和公共化、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等早已被欧美学者讨论过的问题在这些年里又纷纷变成了迫切的中国问题。中国的民间文艺或民俗也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场所，而且只有把这种公共场所建构为公共领域，民间文艺或民俗才能转化为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