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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胡底喜剧艺术 　　胡底(1905-1935)原名百昌，又名胡马，字北风，安徽舒城人。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与李克农、钱壮飞一起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成为一名红色间谍，为党中央、红色根据地提供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被称为“龙潭三杰”之一。1931年，这三位传奇人物离开上海到江西苏区，胡底先后担任红一军保卫干事、国家保卫局预审科科长、侦查部部长、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司令部特派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部长等职，1935年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诬以“国民党特务”而遭杀害。1945年，胡底冤案始获平反昭雪，自1980年代开始，众多怀念文章纷纷问世，胡底以其传奇的经历、出众的才华获得众人敬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这位英雄人物的另一面还没有得到研究界的充分重视。实际上，胡底不仅仅是一名红色间谍，还是一名优秀的戏剧活动家。早在 1920年代，他已跻身于我国电影演员行列，被誉为“东方范朋克”。奔赴苏区以后，胡底更积极地从事戏剧创作、导演与演出。1931年抵达中央苏区不久，他就参加了为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而组成的文娱小组，1933 年中央苏区成立了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胡底当选为文化研究组副组长。同年苏区戏剧团体蓝衫社与蓝衫剧团成立，胡底又被聘请为兼职教员。在苏区短短四年的时间里，胡底创作了《暴动的前夜》《两条战线的斗争》《今古奇观》《阶级》《新十八扯》《义勇军》《热河血》《松鼠》《沈阳号炮》《活菩萨》《改选之前》等多部剧作，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他的创作汲取了中国传统喜剧讽刺艺术之精华，吸收了“五四”时期“趣味”喜剧的艺术营养，于嬉笑怒骂间揭露了社会丑恶，在趣味横生的台词和动作中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喜剧笑声所独具的审美凝聚力团结了广大群众。这些剧作不仅在当时为发展革命力量、鼓舞抗日激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创作与人民有着灵魂共鸣的新时代优秀戏剧作品仍具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中央苏区的戏剧作家，胡底的剧作或描写地下党员领导工人暴动的故事，或揭露军阀的欺骗嘴脸，或表现红军侦察员的英勇机智，或展示北方人民高涨的抗日激情，或刻画根据地部队中的路线斗争和地方上的各种矛盾……其中多幕剧《今古奇观》甚至在舞台上向观众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何为“私有制”，共产党为什么要带领大家实现共产主义。所有这些选题重大的剧作，都紧紧围绕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写作。由于作者能够出色地运用舞台艺术进行形象的表现，特别是在戏剧创作中大量采用喜剧手法，使得每次演出“场面非常活跃，在严肃的斗争中时有惹人发笑的妙语，在曲折的情节中不乏精心的细节刻划，整个戏引人入胜，妙趣横生”，做到了“庄”与“谐”的有机结合。 　　那么，身为一名红军干部，胡底缘何如此热衷于喜剧艺术，又是怎样熟悉与掌握喜剧艺术的呢? 　　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胡底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本人的经历以及苏区宣传工作的需要三方面着手。首先，中央苏区的艺术创作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而是与整个现代中国的进步文艺思潮息息相关，胡底的戏剧创作也是如此。1920年代，胡底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当时正是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一些有见地的文艺理论家、戏剧家开始倡导喜剧。仅共产党人中，就有成仿吾写作《喜剧与手势戏》，张闻天翻译柏格森的《笑》，瞿秋白在评价果戈里《仆役室》的文章中指出，现在的中国“处处是恶”，需要有人“在侧面着笔，以文学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写出“社会的恶”。他热切地号召新文学作家投入戏剧创作，因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 　　几年之后，中国喜剧的发展进入高峰期。一方面，熊佛西的《戏剧与中国》《论喜剧》《写剧原理》、朱光潜的《笑与喜剧》、邓以蛰的《戏剧与道德的进化》、冯雪峰的《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微知的《滑稽与爱滑稽的心理》、马彦祥的《喜剧论》、朱经均的《论喜剧》、凌鹤的《论喜剧电影》、怡墅的《喜剧泛论》、章泯的《喜剧论》等文章纷纷问世，“喜剧更是今日社会的急需”被再次强调。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喜剧倡导者提出“苦恨悲愤，激昂慷慨的感情，顿地不能征服社会; 再看讽刺破坏的手段，能否有个解决?”环顾身边的生活，他们感觉处处皆是喜剧创作资料:“你看见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讨一位年方二八的妙龄女子为妻，你觉得好笑不?一个不卖力而求功的人，因求功而坠落法网，你觉得好笑不?一个人本来是自私自利，他硬说他是为国为民为公益，你觉得好笑不?明明是要发泄自己的兽欲而讨姨太太，他硬说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可笑不? 明明是为金钱而婚嫁，她硬说因恋爱而结婚……假如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可笑，那么我们就可立刻感觉喜剧对于今日中国社会的重要。”另一方面，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