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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一、权威的二重属性: 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事实正是如此，当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但还没有建立国家之时，因社会权力的存在而产生的社会权威已经开始逐步出现。当国家消亡( 进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时，国家政治权力也会因转化为权威而自动消失，但是社会权力、社会权威仍然会存在，所以在历史范畴内权威具有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二重性。政治权威通常指国家政府在履行统治职能、行使政治权力时运用暴力方式来迫使他人服从的威慑力。社会权威是指社会组织在履行社会资源分配、组织分工等社会职能、行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权力时支配他人所拥有的威慑力。从不同社会群体来划分，这二重属性中又分别包含领袖权威和政党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里，强调的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构成了政治权威。“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 　　对此时的政治权威( 包括通过政治权力而获得的领袖权威、政党权威) ，因外在的强制力而必须服从，高度集权和强制的政治权威是革命的特殊需要，也是国家和党自身建设的需要。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实行高度的集中制，实行“铁的纪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为了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树立政党权威，发挥党的革命领导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推行新经济政策，凸显了政治权威、政党权威和领袖权威的合力效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权威重要性的同时，又坚定主张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权威，以便“堵塞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实际折射了社会自治与民主的发展。“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革命而消失。” 　　这就意味着政治权威是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政治权威具有有限性。恩格斯所处社会的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使用暴力革命方式的主要原因。在当时，偏重强制力的权力实施对于夺取国家政权具有积极作用，由强制力的权力产生的权威也就成为存在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当自由、自治、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民群众是权威的实际拥有者，是权威的真正主体，社会权威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直到“自由王国”时全部都是社会权威，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取向，社会权威具有无限性。当今社会，体验民主的渐进过程是社会自治逐步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权威逐步构建、增强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 　　二、权威的生成理路: 外在的强制与内心的服从 　　认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认为，权威是伴随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具体形态会随着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为了和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作坚决的斗争，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就“打倒一切权威”、任何权威和国家“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明确指出: “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由此也可以判断，权威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一是依靠内心的服从认可。对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更强调借助强制力而产生的权威。恩格斯指出: “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认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 　　由此进而推断，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实际主要是从权力的角度来阐述的。“今日的权威是昨日权力斗争的结果。”列宁认为，一个国家全部政治的最基本问题、最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也就是国家的权力由谁来掌握。在阶级社会，阶级性、暴力性和宰制性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基本特征，而此时因国家政治权力产生的权威也带有暴力、强迫特征。当无产阶级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家政治权力变化了的基本特性会促使权威的产生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出自内心的服从认可成为发展的趋向。正如恩格斯在阐释权威与自治的关系时，指出“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当社会自治更加广泛时，权威就会退出强制的主导角色，二者是相对的关系。可见，随着社会自治与民主的发展，依靠强制性手段实施权力、产生权威的状况会逐渐消失。但是依靠人们内心的认可和信服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