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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再思考 　　1991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苏联解体是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严重挫折。二十个年头过去了，人们围绕着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在不断地进行探讨和分析，最近，我们阅读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徕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我们认为作者关于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看法是以偏概全、本末倒置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并非来自上层的革命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即“党一国精英”集团的推动，这从作者所定的书名即可看出。作者大卫·科兹认为“党一国精英”集团在关乎苏联命运的抉择中选择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也就是亲资本主义联盟，而抛弃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大卫·科兹对于“党一国精英”集团的定义是这样的，它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1/1000。 　　大卫·科兹认为，改革所催发的“党一国精英”集团决定了苏联何去何从，这部分人大权在握、风光显赫，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寻租，使个人财富迅速增加。然而在共产党执政下，在社会主义体制内，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以权谋私，无法保证自己的财富传子传孙，这疏远了他们与共产党的感情，限制了他们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密切程度，他们要想保住现有的地位和财富，就必须打破现有体制的束缚。除了社会主义体制以外，任何的体制他们都可以接受。所以在社会主义体制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这部分掌权的“党一国精英”集团抛弃了她。 大卫·科兹的主要观点很明确，苏联的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但是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厌恶不仅是“党一国精英”集团，还有数量巨大的下层群众，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体制不仅是被上层一部人所抛弃，而且是被包括下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抛弃。只强调“党一国精英”集团的作用，未免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从宪法中取消苏共执政条文内容时，人民群众是那样的平静，没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反对民主派的颠覆，莫斯科红场仍然像往常一样安静，②这足以说明下层民众对苏联体制也没有眷恋。 　　1991年的苏共有2000多万党员，如果我们把时光从这一刻向前追溯70多年，可以发现，同样是苏共，1917年时她仅有2万多名党员，面对强大的上层-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临时政府采取一系列不顾民众渴望和平愿望的反动政策时，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带领愤怒的工农。 　　二、错误的改革突破口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苏联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中央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和进行根本改革的战略任务，并制定了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愿望是非常好的，头两年的改革步伐也是比较稳健的，但推行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物资短缺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生产也继续滑坡，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糟。面对这种现象戈尔巴乔夫很不满意，他认为是党组织和政府中反对改革的一部分人在为改革施加阻力，这部分人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改革横加阻挠。为了破除反对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认为必须寻求舆论和社会民众的支持，通过舆论的放开对改革做出鼓励和敦促，对改革的阻力实施必要的进攻，只有把新闻和媒体的力量付之于公众，才能有效地监督党和政府的改革，于是政治“公开性”的理论呼之欲出，戈氏改革的重心便从最初的经济设想转为政治实施。 　　戈尔巴乔夫很快做出行动，将国内各大媒体和主要报纸的主编或负责人撤换，由比较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代替。戈氏认为，只要把舆论的控制权交给非党个人或机构，那么对党的政策的一指的发达国家的建设成就被人民所忽视，他们更多地是看到苏联历史上的污点。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对西方政治民主和社会富裕生活的宣传更加引起民众的眼花缭乱和无限向往，人们感到民主的、市场化的经济以及个人生活改善、财富积累的愿望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了，他们开始相信通过体制变革可以很快改变他们的生活。至此，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