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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武警语言的时代特征与语言规划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战争一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政治议题。围绕战争活动，敌对双方必然要进行各种舆论攻势，尤其是战争话语。战争话语是政治话语的一种特殊形式，本身就是舆论战的载体，即使在备战阶段，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既保障了人际、人机交际的顺畅，又在政治工作、参谋工作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语言也是战斗力，而语言战斗力的生成需要摸清语言底数，准确把握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做好军队语言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语言规划的概念及在武警部队的影响 　　什么是语言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解释为“语言规划是确定、描写对语言的决策过程，及其严重性和迫切性，需要明确的解决办法，要求一种对已有问题能提供并鉴别可替换解决方案的行动理论”。本文认为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与管理，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一种理论。学界的语言观念经历了视而不见、把语言看作问题、把语言看作权利和把语言看作资源几个阶段。在语言规划的视角下，目前武警部队开始逐步认识到语言对战斗力的生成可能产生影响，语言观仍然是问题导向，即把语言看作一个问题，比如在驻疆维稳时可能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部分官兵把语言看作权利，而把语言看作一种资源的观念还没有确立。 　　二、武警官兵语言生活的特征 　　开展语言规划工作要求摸清官兵语言生活的底数，这样制定规划时才能纲举目张、有的放矢，而这个底数的重要表现则是官兵语言生活的特征。 　　(一)从单言到多语混合分布 　　“单言”指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或者普通话水平不能满足交际需求;“双言”指方言和普通话。“双语”指掌握汉语和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多语”指会三种及以上语言(不包括方言)。从汉语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军队基本上是单语生活。经历了近代尤其是民国时代国语(即民族共同语)运动的努力，虽取得一些成就，但由于国家不统一、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经济联系不够密切，民族共同语的推广仍比较困难，当年“四野”南下时被迫使用随军方言翻译就是明证。建国后新中国采用多种方式持续、大力推广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为通用语言，培养了大量掌握双言双语者，形成了双言社会和部分地区的双语社会的新局面。据统计，上世纪末大陆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为53.06%。但遗憾的是，我国50年代语言调查结果显示，会说普通话的官兵比例较低，之后则一直缺乏调查研究。从外语教育的历史来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可以上溯到清末京师同文馆(1862年)和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的建立以及洋务学堂中外语课程的设立(高晓芳，2006)。一百多年来的外语教育使许多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有了一定的外语能力，使单语者成为双语者或三语者，但没能形成类似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那样的外语生活。 　　武警部队成立三十年以来，首先形成了“双言”局面，表现为官兵普通话水平有所提高。究其原因，三十年来，兵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改变了之前方言浓厚的农村兵多、说普通话的城市兵少的状况。各级单位中接受过高中语文教育的士兵比例迅速攀升，还出现了大学生士兵、直招技术士官、军校毕业的生长干部军官、特招大学生干部。随着兵源素质的提高，整体上普通话水平有所提高。然而，这不是在部队中推广普通话的直接结果，而是兵源自身普通话素质提高后入伍导致的结果。推广普通话工作在武警部队未取得重大进展，究其原因，参谋、训练部门缺乏类似机构，政治工作部门中也缺乏相关文件出台，也不清楚应将其规划到哪项业务。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院校中也没有类似的规划方案，个别教研室以及个别教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开展工作仍面临困难。尽管部队推广普通话工作几乎仍是空白点，但武警部队内部仍然形成了“双言”局面。其次是“单言”现象没有完全消失，偏远农村地区出身的初中毕业的士兵(招兵最低也得初中毕业，但不排除有虚报的现象)在边疆服役，他们能听懂新闻但不会说普通话或普通话水平差。再次，“双语”现象逐渐成为普遍现象。随着兵源的变化，中学生、大学生外语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他们入伍后普遍会说一些外语，但水平参差不齐。此外，军校毕业生还普遍学过军事英语等专业外语科目。随着边疆维稳勤务的常态化，武警部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推动民族语言的教学并吸收民族干部入伍，院校也希望逐步开展民族语言教学活动，未来武警部队官兵将成为掌握多种语言的复合型人才。总之，武警官兵的语言生活具有单言到多语混合分布的特征。 　　(二)现实与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相互促进 　　首先，现实空间促进虚拟空间语言素质。在军队的历史中，语言生活长期只有现实语言生活，即“人-人交际”，包括使用传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