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30年代前后都市文学中的一类女性形象.docVIP

浅谈20世纪30年代前后都市文学中的一类女性形象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大致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其中一批被后世文学史家称之为“新感觉派”作家的小说创作成就了都市文学一次短暂而烂漫的绽放，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小高潮。但是，这些都市作家的现代性追求，其“现代”意义是暧昧的。当现代性追求于清末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就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等诸多意义纠缠在一起，而当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形成更有意识地追求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思潮时，现代性的意义更显现了它的多幅面孔。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家在表达对于现代的诸多感受时，往往诉诸女性形象。一批都市女性形象作为现代符号，出现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而这些女性形象同时投射了这班都市男性作家的性别想象，成为他们对于现代的和女性的双重欲望和焦虑的对象。这些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因为是被借用来表达现代感受的载体，而且被一些男性作家的性别想象所扭曲，因此带有虚假性。但“她”又多少具有现代进程中现实女性的特征，特别是受到现代都市熏陶而出现的一些新的具有现代因素的女性特征，因而成为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形象。对于这类女性形象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遭遇现代冲撞产生的历史体验和新的审美体验。同时，从现代女性形象的生成，也可以看到在这一进程中性别角色的变化和性别关系的调整对于现代女性发展的意义。 以女性形象作为现代符号来表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中就有先例。英国学者麦·布雷特勃莱曾提到尤金·沃尔夫在1888年用女性形象塑造了现代性：“就像一个女人，一位现代妇女，充满了现代精神，同时也是一个典型人物，一位劳动妇女，然而她全身洋溢着美，富于理想，她干完了活，又转身为善和崇高的东西服务……她是一位有阅历的然而纯洁的妇人，她就像时代精神那样走得飞快，衣裙飘曳，美发拂动，大步向前……这便是我们的新圣象：现代性。”这是以女性塑造现代的正面形象，不久，它就被另一些形象所取代。最著名的例子包括，杜尚在1919年拿了一幅《蒙娜丽莎》的复制品，画上两撇小山羊胡子之后，题上谜一般的标题“L.H.O.O.Q.”（用法语大声拼出来颇涉淫邪：“她是一个大骚货”）。他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借用，来攻击媚俗艺术。意大利人马利涅蒂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和《未来主义文学的技术性宣言》，更以现代姿态自居，直接表达对于女性的厌恶和蔑视。当然，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描述现代腐朽一面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了。 西方，“在19世纪晚期，一种特别传统的男性化的女性形象被用作各种设想、错位的恐惧、各种焦虑（包括个人和政治）的容器，而这些设想、恐惧和焦虑都源自于现代化，新的社会冲突，特别的历史事件如1848年的工人运动、1870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奥地利威胁自由秩序的反动大众运动的兴起”。通过女性形象的善恶变化，西方的文学艺术家描述了对于现代从赞美到诋毁的不同情感，女性成为现代多元意义增长的“容器”。 女性成为现代的象征物是和她的异质性相关的。对于男性来说，现代的异质特征让他倾向于利用对女性这一异质性的想象来表达他的感受。男性总是会将因无法控制而引起恐惧的对象投射到一些女性形象上，持续地将被妖魔化，被贬低的事物女性化。 而对于现代到来的不安和忧虑，更使男性厌女症获得了一个恰切的象征物。“现代”和女性一样，在文学中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怪物。现代引起的焦虑，让他们以女性形象来表达面对它的复杂感受,这是中西利用女性形象展开对于现代想象的共同特性。 在中国，当梁启超在清末思考以思想启蒙作为中国改革的新出路时，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新民”概念，来推行他的国家主义思想。而“新民”概念包含的对新的民众形象的想象，首先落实在女性身上，因为女性既“不学”，又是社会“分利者”，被当时文人指责为国家变得强大的拖累，需要首先获得改造。梁启超继而以女性气质来描述羸弱的国民气质“：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他在《论尚武》中指出“：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成性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强悍之本性。”使国民“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梁启超对于女性的指责当然缺少公允，因为他不指向加害者而指向受害者，何况分利并不是事实，不管是从事社会劳动还是家务劳动的女性，其实从来都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他借用女性形象来表达国家民族落伍于现代的忧虑，对于女性也持明显的贬低态度。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充当男性作家想象都市现代生活载体的女性形象，李欧梵称之为“性感尤物”，她们常带有被夸张的放荡，基本上是一种负面形象。与晚清不同的是，这些女性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