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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公经费”的法律治理 　　“三公经费”主要涵盖了因公出国(境)费、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大项，是财政预决算中最受社会关注的部分。根据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 64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9. 77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9. 15亿元，公务接待费14. 72亿元。2012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 84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21. 45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3.48亿元，公务接待费14. 91亿元。201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执行数为71. 54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6. 92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2. 53亿元，公务接待费12. 09亿元。从数据显示来看，中央部门近三年来的“三公经费”支出有所控制，但数额依然巨大。现实中“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仍然混乱，诸如因公出国(境)演变成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超标购置国外豪车，公务接待标准混乱、科目繁杂、大吃大喝等问题特别在地方上依然比较突出。“三公经费”作为我国政府正常运作的成本，从客观上来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三公经费”的治理，关键不在于其数量的多或少，而在于合理不合理。为了规范“三公经费”的使用，遏制“三公经费”使用中的巨大浪费，函需将“三公经费”纳入法治范畴。通过立法设定“三公经费”使用标准，进一步增强“三公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加大对滥用“三公经费”的监督问责力度，从而把政府的财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完善立法，规范“生公经费”使用标准和使用规则 　　“三公经费”虽有其存在必要性，但应以满足公务需求为限，对其的治理亦应以约束不合理的公务消费为根本。因此，规范“三公经费”首先应从源头上确立“三公经费”使用标准和使用规则。综观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公务消费问题基本都是通过法律予以严格规范控制。如，新加坡制定出台的《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法律中对公务接待、报销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对违法者构成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公经费”的使用。在美国，公款出差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确实出于公务和花费最少。美国《联邦守则》中对于公务员出差应该乘坐的飞机客舱级别就有着明确的规定，如美国公务员乘坐客机头等舱，只能是在出差人员为残疾人，或者需要参加紧急会议或活动，并且已经不能及时订到经济舱的票这两种情况下，其他的情况一律只能乘坐经济舱。美国把公务员的出差住宿条件也进行了划分，根据不同的划分再去制定不同的标准。若是到外国出差，各驻外使领馆会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具体情况去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标准，制定出来的标准都非常详细，并且跟本地的物价涨幅等都有关联，然后再把制定出来的标准报联邦总务管理局批准后执行③。香港《公务员事务规例》规定公务员出差公干期间涉及的所有开支，包括住宿、膳食、洗衣、一般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员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公务员事务规例》还对香港公务员离港公干的旅费开支有着严格规定，必须确保公干的次数和参加人数均已减至最少。 　　自2013年起我国陆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财政部制定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这些规范的制定为规范和控制“三公经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保障，对遏制“三公消费”中的腐败和浪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上述这些规范从内容上看，多是以禁令或者“不得”去做出规定，虽然加强了管理的力度，拓宽了规范范围，但是仍然缺乏具体细致标准，原则性规定偏多。例如，《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出差人员应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同时，规定部级及相当职务人员可以乘坐飞机头等舱，司局级及以下人员乘坐经济舱。第8条规定，到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出差人员在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当选乘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显然，这两条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依然有很大弹性空间。类似问题，香港除了对机位等级有着严格规定外，还规定了机票统一订购时按照票价金额不同最少要有两个至五个报价，部门必须选购最有成本效益及最能配合行程需要的机票。 　　目前，国家发布的可以用于控制“三公经费”的规范越来越多，但这些规范法律位阶比较低，为了有效规范“三公经费”，降低行政成本，应该在现有规范基础上，吸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通过人大出台相关的法律，科学合理设定“三公经费”的范围、标准和使用规则，从源头上对“三公经费”的使用加以控制，凡是违反标准使用“三公经费”的，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受到相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