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不言之教”与圣人之治.docVIP

浅谈“不言之教”与圣人之治 　　《道德经》中曾两次提到“不言之教”，第一次是在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次则是在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笔下的圣人思想深远，处事玄妙，其“行不言之教”更是引发了无数的讨论与争议。圣人为何能“行不言之教?”“不言”这种“教”的方式是否与现实状况相违背?其施教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道德经》的相关研究中，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但是，基本上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不言之教”反映了老子的文艺思想，即语言的空白反而更能调动读者内心的审美体验，且使作品更为含蓄蕴藉，真正达到一种简洁而丰富，意象有限而意味无穷的艺术效果。有的则将“不言之教”视为一种教育方式，其与明显的说教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相对立，而是通过身教和自我教育等方式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发展。还有学者坚持老子的“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对天下的教化，认为其可施用于政治，但不可将其仅仅认识为单纯的政治事务。本文以《道德经》王弼注为基础，希望通过对相关内容的梳理，为该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何为教 　　《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教”，“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考诸先秦时期的文献，“教”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观念，在诸多文本中都有出现，如《礼记·乐记》中认为：“教者,民之寒暑也。”《韩非子·五蠹》则说：“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论语·子路》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教”这一观念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并且在这个时代，“教”意味着“上行下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输”过程，这和我们后来所理解的“教化”的方式是大体一致的，而作为“教化”而言，则往往与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因此，施教者通常是权力的最高级--王，而受教的对象则是权力的最底层--民，“教”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预示着它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教育”之意，而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结构基础的、有着非常明显层级差异的具有政治导向意义的特殊教育形式，它所传递的是政治主张和社会价值。 　　二、言与教 uA 　　人通过言语表达自我、抒发情感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言语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教”的环节中，更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早在春秋时期叔孙豹就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将“言”提到一个极高的位置。而在儒家传统中，更是借助“言”的力量为培养“君子”树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道德体系，其中包括“仁”“礼”“中庸”等核心概念的阐述。即使是口讷的韩非也仍奋笔疾书，著《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等文以“言”其志。 　　因此，圣人因其入“道”知“常”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疑成为拥有政治统治权的最佳候选人，而这也与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内圣外王”说相一致。在确立了圣人治民的合法性之后，也就不难解释“不言之教”与圣人统治之间的关系了。圣人作为政治权力授予的合法人，从道出发，在行道的基础上挽回道，最终实现对于道的回归。在此过程中，“不言之教”的最终目是为了保证“道”在现世的实现。而圣人以“不言之教”作为他统治的方式与手段，为“失道”的现实格局提供一剂良方，使民在“自然”的过程中激发起其本身所具有的“道”的特性，从而恢复大道通行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