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诉裁量权的模式划分.docVIP

浅谈公诉裁量权的模式划分 　　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广泛存在，从程序的纵向结构上看，侦查、起诉与审判三阶段都有裁量权的运用;从权力主体的角度看，警察、检察官及法官均有权行使。不同语境下，裁量权被赋予的含义不尽相同。当“公诉”与“自由裁量权”的语义产生碰撞时， 便诞生了公诉裁量权在刑事诉讼理论中的特殊含义，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诉讼爆炸”的时代，更凸显了其程序分流的重要意义。因为，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难以完全应对犯罪率的激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大量不需要甚至是不应当进入法庭的案件未能在审判前进行有效过滤与分流，导致审判压力过大，审理粗糙。这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亦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及程序正义的实现。而缓解矛盾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通过公诉裁量从源头上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质量与数量。公诉裁量是公诉主体裁量权的外化，具体表现为起诉裁量与不起诉裁量，与此相对应，公诉裁量权可划分为起诉裁量权与不起诉裁量权两种基本的样态。起诉裁量权与不起诉裁量权的权力配置及相互关系决定了公诉裁量权在诉讼程序中的功能实现， 裁量权的规范运行又取决于相应的控制机制。由此，“运行”与“控制”构成了各国公诉裁量问题研究的基石。 　　一、公诉裁量权模式划分的意义 　　运用模式分析方法是对公诉裁量权展开深入研究的基本路径。“所谓模式，又可称为模型，是指某一系统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1]模式化的理论分析方法可以通过高度的抽象与概括， 揭示相对应的系统结构或状态之间的本质特征， 进而对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的比较分析。在刑事司法领域，虽然各国诉讼程序的设置不尽相同， 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相去甚远，但从根本上讲，刑事诉讼程序均为国家处理犯罪问题的法律过程。运用模式化方法分析刑事诉讼程序及权力运行或具体制度设置，有利于把握各种模式的内在规律及模式间的本质性差异， 有助于通过比较具体研究对象在不同模式下的外在表现，发现深层问题，进而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 　　模式化分析对公诉裁量权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角度来看，公诉裁量是一个环节， 在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中，必然受诉讼构造的影响，因而模式化分析有助于从宏观上研究公诉裁量权的运行及控制方式;其次，从公诉裁量权实施的角度看，公诉裁量权实施的模式化研究，旨在比较、剖析各模式下权力蕴含的理论基础、价值标准及发展动向，有利于为公诉裁量权的运行提供指引。再次，从公诉裁量权的程序性控制角度看，结合权力实施的模式化研究，提炼程序性控制的基本构成要素， 有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概言之，对公诉裁量权进行模式划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权力的良性运转---既要充分发挥其诉讼作用，又要防止其滥用。 　　二、域外公诉裁量权的模式划分 　　各国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刑事司法中的裁量权进行多种意义上的理论划分， 某些是单独针对公诉裁量权提出， 某些是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在公诉阶段具体为公诉裁量权。虽然这些模式划分在理论上对于公诉裁量权的深入研究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但仍存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德沃金模式 　　美国著名学者德沃金在论及裁量问题时，以裁量权是否受到外部制约以及制约强度为标准，提出“弱意义的裁量权”与“强意义的裁量权”的模式划分。[2]“弱意义的裁量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指法律(命令) 无法提供机械性的被运用的方式，而是需要司法者同时使用其判断力的情况;另一种是指被授权者的判断有最终的权威性， 不应再受司法机关的审查或更改的情形。“强意义的裁量权” 则是指关于不受权威设定的标准的限制的裁量权。将德沃金提出的“弱意义的裁量权”与“强意义的裁量权” 模式划分置于刑事诉讼研究范畴可以发现，“弱意义的裁量权” 是权力主体根据法律授权在预先设定的框架内，行使裁量权的行为，普遍存在于侦查、公诉及审判各个阶段;而“强意义的裁量权”则是权力主体不受限制，甚至是完全遵循内心确信的自由裁量权力， 具体指具有立法性质的司法裁量权，典型体现就是法官的“司法造法”活动，其存在领域小于“弱意义的裁量权”。 　　将德沃金关于裁量权的模式具体到公诉阶段，不受外部限制的“强意义的裁量权”基本不存在， 因为检察官行使公诉裁量权本身就是在法律预设的框架下进行的， 即使在公诉裁量权极大的美国， 检察官也只能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共利益，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而不能进行其他创造性的裁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诉裁量权都属于该模式下的“弱意义的裁量权”。 　　(二)朱丽亚·芬达模式 　　检察官的公诉裁量权必然要体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多元化价值。英国学者朱丽亚·芬达(JuliaFionda) 针对各国检察官裁量权不断扩大的趋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