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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观批判 　　长期以来，实践主要指道德实践，关于实践的“科学”主要是关于行为规范的理论，因此，传统伦理学主要是规范伦理学。英国新实在论者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发表，将伦理学分成理论伦理学(元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两大类型，标志着西方元伦理学的兴起。元伦理学不是从社会道德状况的事实出发制定行为规范，而是把语言分析、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伦理学，理解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寻找道德判断的根据，分析道德推理的逻辑。摩尔认为：“伦理学的直接目的是知识，而不是实践;而且，任何一个利用自然主义的谬误的人，无论他的一些实践原则多么正确，肯定没有达到这一首要的目的。”摩尔指责实践伦理学不论是自然主义伦理学还是形而上学伦理学都犯有“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因而是不“科学”的。要想建立起“科学”的伦理学，首先要避免“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 　　一、“自然主义谬误确是一种谬误” 　　摩尔认为伦理学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善是什么?”的问题。摩尔说：“一切伦理学问题都可以归于三类之中的某一类。第一类只包含一个问题：……’善’是什么意思?……还剩下关于这个属性对其他各事物的关系的两类问题。我们或者可以探问(1)这个属性在什么程度上直接属于哪些事物?哪些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或者可以探问(2)用什么手段我们将能使世界上实存的事物尽可能好一些?本身最好的事物与其他各事物之间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简言之，“善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摩尔那里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善的”或“善性质”是什么?第二，哪些事物是目的善?第三，哪些事物同目的善有因果关系即哪些事物是手段善?“自然主义的谬误”观与“善是什么?”的第一层意思相关，即与“善的或善性质是什么”相关。由于摩尔认为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绝对相同，所以在摩尔那里，“善的”或“善性质”是不可定义的。如果用“自然事物或自然事物的性质”或者“形而上学实在或形而上学实在的性质”给“善的”或“善性质”下定义就会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如摩尔所说：“当他们说出这些别的性质(属于一切善的事物的其他各个性质)时，他们实际就是在给‘善’定义，并且认为这些性质事实上并不真正是‘别的’，而是跟善性绝对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打算把这种见解叫做‘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认为传统规范伦理学分为两类：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并认为传统规范伦理学都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 　　首先，对自然主义伦理学所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进行批判。摩尔说：“那些宣称惟一善的东西就是事物在时间上实存的某一性质之理论，是‘自然主义的’理论。”自然主义伦理学包括斯多葛派的伦理学、进化论的伦理学、快乐主义的伦理学(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摩尔认为自然主义伦理学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就是用一个自然客体的或者自然客体集团的某一种性质来代替‘善’;于是，就用某种自然科学来代替伦理学。”摩尔认为科学和伦理学应区分开来，不应相互混淆。摩尔对各种自然主义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古希腊斯多葛派提出的典型的自然主义伦理学命题是“依照自然而生活”，“依照自然而生活”意味着用“自然”给“善的”下定义。如果所有的自然事物都是善的，那就无法区分善恶，因此也就否定了伦理学的研究。如果自然规定“正常”是善的，事实上并不是一切正常的都是善的，有些情况下异常的比正常的更善。如果自然规定“必需”是善的，但形而上学对人来说不是必需的，却不能说形而上学不是善的。无论怎样理解自然，然后把自然定义为善的，都会导致矛盾，从而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的错误。经验的事实与“善的”(“善性质”)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更不可能等同。 　　进化论伦理学认为进化是“善的”。进化只表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完全可能的是无比低劣的物种会比我们生存得更长久。进化也不表明一定进化出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并不与“善的”相等同。进化只是一条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与价值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进化的事实推不出“善的”结论。 　　快乐主义伦理学认为只有快乐作为目的是“善的”。快乐主义伦理学认为快乐是值得向往的惟一的目的善，其他一切事物只是作为手段才是“善的”，原因是快乐是人们实际向往的。实际向往的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既可能是手段善也可能是目的善，因此实际向往的不一定是值得向往的或应该向往的，因此不能证明快乐是“善的”。摩尔用“未决问题论证法”、“绝对孤立法”和“有机统一原理”反驳了“惟有快乐作为目的是善的”。根据“未决问题论证法”，如果用快乐定义“善”，只要反问“快乐是善的吗”有意义，就证明用快乐定义善不成立。根据“绝对孤立法”(“绝对孤立法”是通过除去事物的通常伴随者，让它绝对孤立存在，然后确定它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