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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理道德与好制度的相互涵养与推行 　　当今时代，中国伦理学应该确立什么?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社会，其典型特点是“去权威化”或“怎么都行”。更有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崇物质享受和个人主义，天然合理。我以为，面对当今道德领域出现的各种令人忧虑的突出问题，我们更需要思考罗国杰先生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确立正题法则的深远意义。 　　一、为中国伦理学确立正题法则的意义 　　(一)“智库型”的伦理学：寻求正题法则的道德科学 　　从一般意义上讲，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科学。基于对道德现象的不同理解，人们对伦理学的界定各不相同。大凡做伦理学者，都会承认自己是研究道德现象者。当然，有人偏重规范，有人偏重美德，有人偏重道德语言等问题，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读罗国杰先生的文章和书，感受到字里行间内蕴一种从本心出发“立乎其大”的学问精神。这种气象使得平实的语言外表下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思想和知识的宝藏。从这个方面看，我们可以依循当前的研究趋向，把伦理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智库型”的伦理学;另一类是“非智库型”的伦理学。前者是肯定的、建构性的、寻求正题法则的道德科学。它关注的重点，用罗国杰先生的话说，就是“正人心”，就是以一种“立乎其大”的学问气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立精神向导和文明指引。后者(“非智库型”的伦理学)则更多地属于反思性的、批判性的伦理学，其优势不是从正面论证或确立普遍性的道德法则，而是从各个侧面解剖或“否思”伦理道德问题，它更多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学问气质是“解构性的”或“批判性的”。 　　以上关于“智库型的伦理学”和“非智库型的伦理学”的分类不一定妥当。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批判性、反思型的伦理学研究也是“智库型的伦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当然，在通常意义上，这话不错。然而，应该看到，那些在主导倾向上总是“躲避崇高”、“搞解构”、“喜好颠覆”的研究范式，或者戴着明显个人主观性(或标榜个性化)倾向或者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研究范式，自有其推进思想深化和讨论深化的作用，但其作用就像现在网络上“五毛amp; 美分”的任性“PK”一样，能够活跃一下气氛，显然不适合“智库型”之引领的范畴。 　　我们这里通过这个分类，想要表达如下一个观点：在学术话语的文化政治功能日益凸显的当今时代，一种“智库型”的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崛起，是大势所趋，也是伦理学走进中国现实生活的良好契机。如果此言不谬，它提出的一个时代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思考罗国杰先生留下的宝贵遗产。罗国杰先生60多年的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现在以六卷本的《罗国杰文集》形式面世，虽然没有戴上“智库”这顶桂冠，但它所起的作用却是任何“智库”难以比拟的，可以说是“智库之智库”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应该学习、领会罗国杰先生所指引的学问之大道，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瞄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转型中的那些至关重大、影响全局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寻求和确立正题法则。 　　(二)什么是正题法则，为什么中国伦理学需要正题法则? 　　什么是“正题法则”?说到“正题”，人们很自然地想到黑格尔《逻辑学》中“正反合”的展开结构。“正题法则”确实与黑格尔有关。黑格尔的“正题”是与“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这一问题相关联的。从他的哲学思辨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在纯知中”确立“科学”之开端(存在论的正题就是“纯有”)。而在广义的方法论意义上，人文科学也被称作是“关于正题法则的科学”(皮亚杰语)。这里就有了关于正题法则的两种解释：第一，从一种抽象的意义上看，正题法则就是确立“纯有(纯粹存在)”的法则;第二，从一种现实的意义上看，正题法则就是从我们国家的、民族的、社群的共同生活中为“纯有(纯粹存在)”给出本原的规范性的规定，使“纯有”成为真实的富有内容的“纯粹存在”。 　　中国伦理学为什么需要正题法则?我认为，这与如何理解伦理学的功能以及伦理学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所起的作用有关。罗国杰先生有一个说法：伦理学的功能不是别的，它不具实用效果，但它的作用是任何实用学术不能替代的--伦理学的作用在于，“正人心”。吾人谋求物质利益，但吾人的这种利益谋求如果不遵守道德，则人心必乱而事必不成。对于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来说，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来说，“正人心”是一切制度建设和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大到一国，小到一单位或一个人，如果缺乏伦理学正题法则为“纯粹存在”给出方向性指引，则“不纯”的利益谋求就势必冲垮“人心秩序”的良序生态。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关乎“利益和道德”之辩证关系的大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物质生产和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视角。人有了物质后，才能谈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