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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犯罪与惩罚 　　如今，意大利城市史家对城市冲突解决模式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①，他们不再满足于通过丰富的司法资料考察司法机构的多样性②，或研究各种不同的社会习俗，对族间仇杀文化也极为关注③，因为在意大利的城市共同体中，公民教育本质上就是族间仇杀的教育④。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探讨意大利的刑罚问题似乎是一个过时的问题。的确，对意大利城市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问题已有诸多研究，比如对十二十三世纪意大利的镇压和司法体系，以及最近几年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权力机构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⑤。不过，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以及公共司法机器强化的历史研究目前仍在展开，尤其是对公共裁决的场景、惩罚仪式的探究。 　　比如，有诸多研究细致地描述罪犯被上刑、肢解，挂在城门口示众的场景，并尝试重建这些行刑场景带来的轰动效应，探究这些公共仪式中隐藏的信息，即当权者试图以此构建一种基于社会稳定基础之上的新的司法和公正观念①。这方面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但它们大多有一种目的论倾向，即认为对身体施行酷刑以及对死刑的精心安排表明国家的进步，对此我们将提出略有差别的阐释。就我们所知，公共司法在中世纪末期的出现并未导致其他冲突解决方式的完全消失，一些惩罚性的仪式并未完全取代暴力行为，相反，它们彼此间会相互影响。某些私刑可能会采取当时的标准刑罚进行②，而公共当局有时也会借用一些暴力性仪式以做效尤③。 　　由此引申出我们的问题:为何还要重提这一学界似乎已有成见毋需再论的话题?其一，通常我们看到行刑的地点是一些经常使用的、有着特定标识的惯常地点。但实际上，这些空间更为复杂且具流动性④。不应将城市空间看做被动的、温顺的接受者，认为公共当局可以随意在上面烙上印记。其二，威尼斯的例子将会表明，惩罚也会在更接近犯罪地点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施行。下面我们将会集中考察这些空间的使用，以此探究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中各种不同的领地权是如何共存的。 　　意大利城邦大多制定了大量维持政治自治的法令①，这些法令将刑罚定义为一种公共权力-公共当局特有的权力，为执行司法很快产生了专门的司法官员和司法机关，他们对刑罚的级别进行讨论，确定惩罚的类型。司法于是以一种可视的方式显现出来。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早期的公共建筑便是为城市中的司法官员所建，围绕这些建筑，从12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城市的市政中心逐渐发展起来②。接着才出现了其他更宏伟的建筑，使得早期的司法厅相形见细。在佛罗伦萨、锡耶纳、博洛尼或帕多瓦等城市，监狱③一般建在城市广场附近，威尼斯的禁闭所甚至就在市政厅里面④，直到16世纪兴建了新监狱之后，才从这里搬离，不过离市政厅也不远。监狱直接面对公共广场，囚犯的手可以伸出栅栏外，与路人交谈，甚至买卖东西或乞讨。监狱并不完全圈围起来，囚犯和路人彼此可见①。 　　各类绘画、雕塑在城市空间中也发挥此类作用。从13世纪中叶开始，在帕尔马、博洛尼、皮斯托亚、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等城市都出现了此类壁画，用于羞辱那些叛徒、鹰造者、读职者或落败的政治敌人。肖像画里最通常出现的是将有罪者倒吊起来，头在下脚在上。有些词语，比如titu}i，以大写的方式出现，让人得以了解犯罪者的名姓及其罪行。这些绘画或雕塑最初置于市政厅里面，之后开始出现在外面，尤其是市政厅的外墙上，使更多来往之人可以看到。司法的表象不仅仅出现在法庭中或锡耶纳市政厅的壁画《好政府》里，它不遗余力地四处展现。 　　因此，在城市空间中到处可见司法的表象，此种表象根据一种城市中心论的逻辑激发公众的参与。它们试图要向人们传递什么信号呢?惩治犯罪的司法是政治权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公正、高效的司法将维持社会的平衡。中世纪晚期的理论家都坚信刑罚是道德的，其做戒作用在于教育、规劝、预警和告诫。同样的道理，施行惩罚的时候要有大群围观者。刑罚仪式往往会被广而告之，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有些惩罚会持续一整天，甚至反复施行。在整个仪式过程中，为了将信号传达给尽可能多的观众，还会有专人高声宣判，仪式的庄严性提高了惩罚的做戒效应。如果把罪行写在铭牌并钉在示众柱上，这种效果会倍增。将小偷或膺造者绑在示众柱上，脖子上套上他们偷盗或伪造的东西，这种拟态犯罪与惩罚的做法也很常见。对罪犯参与犯罪行为的肢体实施酷刑的效果更加惊人，比如偷盗者或膺造者的手，伪誓者或裹读者的舌头①。在上述情况下，耻辱性的惩罚伴随着尽可能多的围观者达到一种双重效果:广而告之违法行为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以及对犯罪行为的谴责②。 　　毋需讶异的是，施行惩罚的地点往往位于公共空间的中心位置，如市政厅、城市主广场，或教堂前的广场③。在集市广场或市政厅广场上，犯人会被绑在示众柱上长时间示众④。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上便装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