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告人利益维护角度谈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诉讼模式之提倡(下).doc

从被告人利益维护角度谈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诉讼模式之提倡（下） ——以黄某兴等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为例 王思鲁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 ? 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这样利用与操作法律与司法解释，达到如此违背立法原意和背离司法价值追求的效果，那么相关的规定是否全部不合理呢？笔者认为，当前相关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基本是合理的，只是因为规定过于简单与概括而使其存在被利用的空间。如前面提到的允许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便是以维护被害人的诉权为出发点的，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之规定就是为了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和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设，只要我们在理论上理清、转变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思路，就可以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说，这些规定大体上其出发点是合理的，只是立法者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法律规避情况始料未及，未能对相应问题进行更加完备的规定和防范，才使得部分意在既索求赔偿又要求重判被告人的被害人有了操作的可能。 ? 但是，直接规定了“先刑后民”内容的司法解释和立法在当前看来也许就不那么合时宜了。从被害人利益维护的角度探讨“先刑后民”模式不合理性的文章已经多如牛毛，而本文从亲办的黄某兴等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为例另辟蹊径说明从被告人利益维护的角度而言“先刑后民”的诉讼模式同样具有不合理性。既然被害人利益维护角度和被告人利益维护角度都存在着不足，也许当前的“先刑后民”诉讼模式可以休矣。 ? ? ? ?不合时宜的“先刑后民”诉讼模式 ? 有人也许会有疑问，“先刑后民”诉讼模式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维护，但前提是所谓的“被告人利益”是否值得维护，即被告人赔偿是否可以成为合理的从轻量刑情节？笔者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可以说刑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的诉讼模式剥夺了被告人正当诉讼利益不符合当前我国的司法理念，违背了我国的国情，而且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补偿是不少国家认可的诉讼规则。 ? 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司法理念相背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法治程度的提高，依法办案的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带了社会多元化与社会复杂化，单纯地依法办案已经很难满足时代地需要，只追求法律效果就有可能造成不好的社会效果，反过来影响法律效果。因此，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8年6月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期待，不仅要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依法作出裁判，还期待人民法院从根本上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我国提出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司法理念。 ?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司法理念见诸于众多立法与司法解释之中。在刑事方面的最为主要的体现有《刑事诉讼法》新设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在符合条件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获得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可以从宽处理。此外，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众多的最高院会议纪要和讲话中都体现出了司法要维护社会和谐，让司法成为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问题的手段。 ? 当前刑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的诉讼模式如果被众多如黄某兴等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的被害人家属那样加以滥用，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差强人意是不难想象的。被告人家属难以服判，必然会上诉、上访，造成法院工作难以进一步开展；另外被告人与被害人往往是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如果“先刑后民”的诉讼模式被刻意滥用，毫无疑问会影响被害人的社会评价。如此看来，“先刑后民”诉讼模式所存在的剥夺被告人正当诉讼利益的缺陷并不符合当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司法理念。 ? 赔偿而得不到从轻量刑的情况违背我国国情 ? 许多学者在讨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指出，“过分地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和附属性,忽略了附带民事诉讼作为民事诉讼所应当具有的独立性以及在程序上与刑事诉讼的可分性,是偏颇的,容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重刑轻民’的程序救济思路,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完全依附于刑事诉讼,造成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轻视,使受害人的个别救济问题淹没在国家追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不利于对受害人民事权利的保护。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同一审判组织审判,实践中法官容易对相关事实的认定适用同一个标准,而没有顾及或忽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要求,并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在程序上附属于刑事诉讼,而且在实体上附属于刑事诉讼,抹煞了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但是学者们这种认为刑民责任截然分开的观点并不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层司法者所认同。 ? 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一书谈到“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民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