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快乐的事情.docVIP

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个儿女孩儿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她穿着毛蓝布长裤，紫花小褂，额前的刘海儿整齐而又浓密。她拱起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显出一种菜色。那正是x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儿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那个黄昏，她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女孩儿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儿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或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儿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在我长大以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着说：“蓓这个孩子真是书痴啊，我还是头一回‘百里迢迢’坐着汽车去姐家做客，她见了我竟不知道叫我一声，问半句好，反把她看的一本书举着考我。”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的确如此。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11岁那年，“文革”开始。“文革”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疯长的野草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几百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期间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记得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地努力去追寻和探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地渴望当一个地质专家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所很不错的县城中学，学校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的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抢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等书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有很多的书，传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缺头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名。及至10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时不时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本书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张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也有一些书，童年时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儿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19岁那年，我在农场插队。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排练节目时，忽然停电了，礼堂里一片漆黑。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他讲的是《茶花女》。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农场工人，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作家的小说。那个凄美的冬夜从此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几年之后，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小说，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茶花女》的电影，不止一次地聆听各种男高音领唱的华丽异常的《饮酒歌》。我从多种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重温为玛格丽特命运流泪的幸福。 　　还是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从插队的农场被借调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借给我一本《基度山恩仇记》。它不是小说的全部，只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书，天亮之后我就有些神魂颠倒了，走路如同踩着棉花，恍恍惚惚，不知道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我想我必须要找一个人分享我的狂喜，否则我会爆炸，会因为无法呼吸而憋死过去。思考再三，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在脑子里过滤一遍之后，我选择了我的母亲。我就去了邮局，挂号给我母亲寄出这本书，叮嘱她看完之后即刻再寄回来。后来我母亲寄还书的时候发表了什么看法，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的目的不是让她评论，仅仅是需要她分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