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文学史意义.docVIP

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摘 要： 母亲形象是元杂剧中丰富多彩人物形象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中，母亲形象批量涌现始于元杂剧，从宏观视角看，母亲这一群像的繁盛对元代文学、明清通俗文学乃至戏剧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元杂剧 母亲形象 文学贡献 　　元杂剧是在唐传奇、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通俗文艺形式。大量作品真实地描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母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文学中母亲形象的人物画廊，并改变了传统文学中的母亲形象：不仅仅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不仅仅是贞节治家的寡母，不仅仅是深明大义的道义母亲，不仅仅是无私忘我的慈母……剧作家在塑造这些光辉与圣洁母亲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些面目可憎的恶母们，她们盘踞在人性与道德的阴影中，同样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展现着母亲形象的多样与真实，演绎着另类的“母爱”。在元杂剧中，良母成为“善”的象征，恶母则以“恶”的化身粉墨登场。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使得圣母形象与恶母形象的对比壁垒森严，清晰地显示了剧作家的二元对立伦理道德意识的审美追求。 　　一、母亲形象丰富性、立体化 　　母亲形象的多样化符合文学创造的美学原则。在美学殿堂中，美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丑，却一直匍匐在它的脚下。19世纪，雨果在《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对照批评理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这一理论早被元杂剧中的母亲们力行实践。在元杂剧五彩缤纷的母亲形象中，理想化的母亲是当时社会主流社会和芸芸众生赞扬和崇拜的对象，也是儒生士子精神世界的精神寄托，象征着光明和优美。而那些母性丧失的恶母则代表着黑暗和丑恶，是人们唾弃的对象。正是由于她们象征的淋漓尽致的丑恶与黑暗，更突出了母爱的崇高与伟大。恶母们在元杂剧中大量出现，颠覆着世人的审美习惯，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新鲜的审美趣味。这些丑陋的母亲给读者和观众的审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她们剥落了母亲身上神圣的光环，打破了传统的“贤妻良母”的神话。文学接受者在情感上否定这些恶母形象的过程中出现了有悖于道义母亲的审美情感，他们或大胆批判之，或彻底否定之，或从内心鄙夷之，或深恶痛绝之。元杂剧作家通过这些恶母的塑造指出：母亲并不绝对是善和美的化身，母爱并不总是无私博大的，发现并揭示母亲身上的丑与恶和母爱中的自私与残酷，同样是文学无法回避的。但有一点必须承认，这些母亲形象的出现，无论是贤母、良母还是恶母，都显示了母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为中国文学的女性形象贡献着自身的力量。 　　在商品经济刺激和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母亲形象。她们说不上是圣洁的母亲，也谈不上是罪恶的母亲，在她们身上，交叉着人性复杂性。既有母亲疼爱、关怀子女的母爱情怀，又有目光短浅、注重自我人性自私的弱点。她们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现实生存中，从现实世俗出发，其文化人格中产生了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更富有人情味。与作为传统道德符号的圣母形象相比较，带有异端色彩，更能体现人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既诠释了母爱的伟大与崇高，又展现了母爱的阴暗一面，同时塑造了现实中更为真实的世俗母亲，使母亲的真、善、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杂剧母亲形象在审美价值上获得了突破，超越了以往同类母亲形象。剧中的母亲们不再是“女不言外”的家庭主妇。很多参与了社会生活，如王月英《月夜留鞋》的母亲独自开店维持生计；刘夫人《哭存孝》协调各方矛盾，以促进内部团结；陶母《剪发待宾》为了儿子读书，四处奔波深生。她们不再是依赖于男性的附庸品，更难得的是她们身上展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当她们遭遇苦难和压迫时，不再是逆来顺受、任意宰割的羔羊，而是敢于抗争的猛狮，这些历经磨难的母亲们以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母爱抗争黑暗的社会庇佑自己的孩子，从而引起人们敬佩、赞扬的特殊情感。她们身上体现刚健之美的品质，是对同类母亲形象阴柔之美的一种超越，在她们的形象中寄托着剧作家们一腔崇高的审美情感。 　　二、促进后世通俗文学母亲题材作品的繁荣 　　母亲形象是元杂剧中人物形象的构成部分之一，反映母亲形象的杂剧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而且对后世文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元杂剧中反映母亲形象的题材，为明传奇、明清通俗小说及后世各类戏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章可循的题材类型。总之，反映母亲题材的作品对后世各类文学继承吸收并发展，母亲形象在后世作家不断的挖掘和丰富下越来越丰满、内涵越来越深刻。 　　1.明清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反映母亲形象的作品 　　明清时期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力逐渐加强，家庭生活场景直接进入作者视野，母亲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母亲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塑造得有血有肉。如明熊大木在《杨家府演义》中成功地塑造了中百岁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