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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对策与建议内容摘要：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一大批高官相继落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讲话中曾指出“要加大治标力度，为治本赢得时间”，由此可见惩治腐败的最终目的是治本，是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腐败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如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值得我们去探讨。关键词：/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aspx?q=%E6%BA%90%E5%A4%B4%E6%B2%BB%E7%90%86 \t _blank源头治理/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aspx?q=%E5%8F%8D%E8%85%90%E5%80%A1%E5%BB%89 \t _blank反腐倡廉/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aspx?q=%E6%80%9D%E8%B7%AF%E4%B8%8E%E5%AF%B9%E7%AD%96 \t _blank思路与对策反对腐败始终是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我国的反腐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一大批贪官和蛀虫纷纷落马，但腐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遏制。因此，防治腐败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要从根子上做起，以教育为基础，为心灵“设防”,让人不愿腐败；以制度为载体，筑牢“防火墙”，让人不能腐败；以监督为依托，常打“预防针”，让人不易腐败;以惩处为手段，震慑“邪恶”,让人不敢腐败。一、找准腐败的源头腐败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特指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腐败，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谋私的动机，即腐败动机，二是要有谋私的条件，即腐败机会。腐败动机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其诱因很多，主要来源于三个因素，即：人性的自私成分的恶性发展、利益驱动、风险不大。 1.人性中的自私成分的恶性发展。人性具有善恶两个方面，或者说包括利己与利他两个方面。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这两个方面表现及发展程度不同。在“恶”的方面、利己的方面缺少限制的情况下，它就会恶性膨胀。所以，腐败动机首先产生于人性中自私成分的膨胀。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天性，决定了权力持有者总是难以排除以权谋私的可能性。2.利益驱动。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体制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利益格局调整。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意识的强化，利益差距的拉大，利益矛盾的增多，使人们面临着利益选择和利益指向的新考验。相当数量的人对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感受比较强烈和直接，而对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考虑不多。这不仅弱化了人们的整体利益意识，也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便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目标（包括权力最大化、收入最大化和享受最大化等），但又几乎很难找到合法的途径来克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们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把公共权力无情地异化为谋取个人利益和需求的手段。3.风险不大。安全系数大，低风险、高收益，是诱发腐败动机的直接原因。“不捞白不捞，白捞谁不捞”、“难受一阵子，享受一辈子”、“苦了我一个人，幸福全家人”，就是这种腐败动机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的腐败行为分别要借助于不同的条件，但抽象而不具体地看，有三个条件对每一种腐败行为都适用，那就是垄断权力、处置自由和暗箱操作。 1.垄断权力。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所以拥用公共权力是腐败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哪里有公共权力，哪里就有腐败的可能。就我国而言，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渗透程度很高，党和政府垄断全社会所有的权力，管得太宽，管得太死。各级重要领导人的执政时间过长，个人权力过大，重要决策过于集中，党和政府官员拥有大量的人事权、审批权、许可权和特权，经手大量的钱物，更多地触及和插手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公共服务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这样，为一些人员提供了充足的腐败资本，必然会产生各种寻租现象。 2.处置自由。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行使者在三种情况下对权力的处置自由度较大，容易以权谋私，产生腐败：一是无规则或规则模糊，有“空隙”可钻，有“擦边球”可打；二是规则弹性过大，权力行使者具有较大的自由决定权和自由裁量权，给其提供了“寻租”的筹码；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三种情况，目前在我国都比较普遍。 3.暗箱操作。社会民主化水平和办事透明程度与腐败呈负相关关系。办事封闭、暗箱操作、容易导致“黑幕交易”。大多数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就是那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