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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的分类浅析 　　一、梳理研究中央对港澳直接行使的权力的法治意义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核心宗旨和根本内容，是为调整国家与港澳、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提供具有拘束力的法律规范。但正如一众研究者所注意到的，两部基本法作为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历史性和混合性特征的宪制性规范，并未以专章专节专条的悉数列举方式清晰规定中央对港澳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而散见于不同章节条文的各类规定总括而言都涉及到相关内容。不仅如此，基本法甚至未曾就其规定的“中央” 提供确切的定义，何谓中央、哪些国家机构构成中央权力、中央怎样行使权力的实体和程序制度，在基本法的通篇规定中并不能完整呈现，还需要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来加以更高效力层级上的调整和规范。因此，从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的宪制基础出发，对中央对港澳直接行使的权力问题展开研究，意义重大。 　　(一) 有必要纠正基本法研究中重特区自治权而轻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的认识偏差 　　“一国两制”作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政府提出的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从设想到理论、从政策到法律、从理念到实践，经历了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的伟大历程。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国家整体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立法确认香港、澳门保持其原有资本主义制度50 年不变，授权特别行政区在地方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这种制度安排在思想观念上、国家体制上、法律规范上乃至理论学说上都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形成在不同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配置基础上的国家统一格局。在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化面前，较多的人较为重视研究国家体制中剧烈变化的一端--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属的来源、内容和行使方式以及引发诸多制度和事实的变化，而忽略研究国家体制中相对稳定的一端--中央为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发展利益而对地方行政区域直接行使的权力在特别行政区事务上的适用。这在重在解决港澳政权顺利交接的特定历史阶段尚可理解，但要实现国家对港澳常态化的有效治理，则必须对两者同样加以细致的研究。更为值得重视的是，香港部分人从形形色色思想立场、观念出发，不断淡化甚至否定现实政治中的“一国”，强调“两制”差异以无端夸大自身“一制”的排他性，借以抵制国家对其的主权管辖，这更是需要纠正的偏见，为此更需要系统阐述中央对港澳特区直接行使的权力，并有针对性地以正视听。 　　(二) 有必要依据法理逻辑更加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中央的直接行使的权力 　　文献综述考察的结果说明，尽管两部基本法已颁布20 多年，两个特别行政区设立正步近20年，再向前溯及中央对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形成则有更久远的时间，但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安排中，关于中央对港澳直接行使的权力的总结和概括，不仅数量相对于特区高度自治权为少，而且虽然不断深化并日臻完善，但仍未达致全面、系统、准确的总括诠释。 　　1. 早期强调的重点是除了国防和外交由中央负责外，其余属于地方政府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不做干预。这样相对笼统的政策表述，主要是根据中央所表达的原则立场。起初，在对台的政策设想中，一是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台湾虽然可以拥有其他地方政府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但不能借“完全自治”搞“两个中国”;二是在国际上只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三是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四是台湾可实行有独立性的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党政军系统都由自己来管，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 在对香港的政策表态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中英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声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有权在香港驻军，中央还保持在必要时加以干预的权力。 这是“一国两制”倡导者和设计者对于中央保有对港澳特区必要权力的权威说明，指出了基本方向和制度宗旨。 　　2. 起草香港基本法时恰当地解决了中央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具必要性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区适用、中央监督特别行政区立法、行政并任命主要官员等突出问题，并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理论概括。择其有代表性的表述来观察：一是最早出版的香港基本法专著《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在概述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立法、行政(历数了22 项自主行政事务的权力)、司法及终审权后，仅提及“中央专有职权”(包括外交权、国防权、宣布紧急状态权、任免权和接受备案权等5 项) 作为中央对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 二是继而出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将之概括为“中央代表国家对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并在论述中称“外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