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法律适用困境与路径.docVIP

我国《刑法》“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法律适用困境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直强调不论是谁，不论职务有多高，只要搞腐败就坚决查处，决不手软。十八大以来，一个个“大老虎”的落马以及其儿子、媳妇儿等近亲属的查处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检察日报》2010年2月28日专版报道了“江西李阳案”。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阳在被任命为局长刘某的司机期间，利用自己与国土资源局局长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本市蓝波湾花园酒店有限公司违法用地事情疏通关系，收下蓝波湾花园酒店有限公司负责人邓某10万元好处费。事后，萍乡市蓝波湾酒店被国土局以违法用地为由将罚款由117余万元改为39万余元。2010年1月12日，犯罪嫌疑人李阳到检察院投案自首。2010年2月2日，李阳将赃款退回。李阳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5万元。 　　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参与犯罪并发挥作用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本人，配偶、情人、司机、子女等可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受贿案件中来。一些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则利用其担任原来职务所形成的余热，利用其在职期间所积攒的各种有利社会关系，积极为当事人疏通关系，谋求或不谋求利益。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定行为，就是利用其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重要影响，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收取或者索取财物。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条款应势而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1997年《刑法》第384条受贿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犯罪主体不同。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它对于保证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严厉打击国家公职人员犯罪、严肃法纪具有重要意义。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法律适用困境与路径价值分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犯罪主体法律适用困境与路径分析有利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依法治国的首要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可依的前提是有“良法”可依。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本罪犯罪构成中的重要适用条件，其在法律适用中的困境必然会干扰该罪规范、引领、指导等法律作用的发挥，减弱国家强制力的执行效果。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安防控。完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法律适用路径，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本罪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犯罪主体法律适用困境与路径分析有利于打击腐败犯罪，维护党和国家的清正廉洁形象 　　对腐败犯罪“零容忍”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一贯坚持的方针。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刑法》分则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是反腐败斗争的核心和有力武器。贪污罪、行贿罪、受贿罪作为老牌罪名，在反腐败斗争中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发展，贿赂性犯罪出现新特点：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利用自己的职务、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谋求利益的行为不必承担责任;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借口其他人利用自己的职务、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谋求利益，因其他人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不必承担责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廉洁的形象，受到了剧烈冲击。明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法律适用路径，加大反腐力度，在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中具有重要价值。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犯罪主体法律适用困境与路径分析有利于完善刑事犯罪罪状，达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罪状是对犯罪特征的描述。在犯罪特征的描述中，犯罪主体是重要因素。现行《刑法》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模糊不清晰，不能明确表达本罪犯罪特征，这对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产生了很大的困扰。通过立法完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的适用范围，对于发挥刑事犯罪法律规范、引领、指导的作用和达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具有重要价值。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在现行《刑法》中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包括三类人。 　　第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我国目前有效的三大诉讼法中对近亲属的界定情况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