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背景下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浅谈.docVIP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背景下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浅谈 　　一、附义务遗嘱的局限和遗嘱信托的功能设例: 甲立下遗嘱，遗嘱中约定其遗产房屋一套先由其长子乙继承，其长子死后由甲之幼子丙继承，其幼子丙死后由其长子乙的儿子丁继承。我国研究继承法的文献对于能否通过设立此类遗嘱将遗产在代际间传承，鲜有讨论，至于能否通过遗嘱信托达到类似的目的，论者更是寥寥。遗嘱信托和遗嘱( 遗赠) 制度有相互替代的一面，但各自有其独特的制度价值。仅从逻辑上看，遗嘱信托制度应提供超越继承法的部分功能，否则，在遗嘱继承之外另设遗嘱信托制度是否有意义就成了问题。姑且不论英美法背景下遗嘱信托在程序简便、税收规避等方面的优点，一般而言，遗嘱信托制度相比于遗嘱( 含遗赠) 的优越性，至少有以下四方面体现:第一，受益人( 这里统指从遗嘱信托或遗嘱、遗赠中取得利益的人) 有时可能没有管理能力。例如，受益人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虽然有行为能力但缺乏管理财产之专业技能的人，如果直接采取遗赠或赠与的方式很可能会导致财产的散逸和浪费; 而在信托中，可以利用专业的财产管理人的技能，更好地维护受益人的利益。第二，在信托设定之时受益人可能尚未存在。遗赠虽属单方法律行为，但仍然属于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缺乏现实存在的当事人就不可能进行直接的遗赠。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对胎儿虽然可以遗赠，但是似乎无法遗赠与未来可能出生的后代( 当然，可以进行附期限的或者附条件的遗赠) 。 　　而在信托的场合，设立信托之时以未来可能会出生的孙辈作为受益人，信托依然能成立。或许有人会主张: 附条件或附负担的遗赠( 《继承法》第21 条) 可以实现与信托类似的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传统的普通法规则是，一个人不能对财产的赠与或转让附加条件，限制该财产的转让，这种条件的设定与遗赠财产之性质是相违背的。即使允许一定程度的附条件的赠与，也无法进行如信托那样复杂的安排。赠与或者遗赠当事人无法预料未来发生的各种情形，当事人的义务特别是受赠人的义务要靠合同或者遗嘱中事无巨细的约定，因此会出现因约定不明而无法通过解释使之产生约束力的情形。而在信托中，在承认当事人于信托文件中约定事项的优先性约束力的同时，其他事务都交由受托人裁量。而且，在附负担的遗赠的场合，若赠与人死亡，缺乏监督受赠人的人，受赠人即使不履行赠与的负担，亦无人可强制执行，为此需要设置第三人对其进行监督，此时的结构和信托有同质化之嫌。 　　综上所述，把将来的财产自由地规划出同时或者异时的、分层的受益权，并且能够得到财产管理专家的帮助，这是设定信托的最基本的理由。同样是通过法律行为的方式创设的制度，为什么遗嘱( 遗赠) 不能创设长期附条件的权利，而信托却可以? 这是难免会出现的疑问。信托法制度作为一种更灵活的财产法制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财产权进行更为灵活的分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信托法是意思自治边界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信托法创设了很多新的财产权结构( 或者物权类型) ，物权法上所不承认的居住权、典权等均可通过信托达到类似的效果( 当然，和物权公示类似，信托登记制度的不备也使得当事人的此种创造遭遇一定法律障碍) 。然而即使是信托，也不能无限地创设过分复杂的财产权，否则亦可能因违反公共政策而无效。例如，在英美信托法上，存在“反永久权规则(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这实际上也是财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属于对当事人创设权利自由的限制，和“物权法定原则”的作用类似。或者可以说，广义的物权法定原则即属于限制契约自由的制度。 　　二、遗嘱信托的要式性问题 　　《信托法》规定信托设立必须采取书面的形式，合同信托和遗嘱信托均如此，因此不能使用继承法所允许的口头遗嘱形式( 《继承法》第17 条) 设立遗嘱信托。在英美法上，采用遗嘱信托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关于遗嘱的法定形式的要求，在我国，虽不存在如英美法上那样繁复的形式要求和遗嘱检认( probate) 制度，但由于信托法对于全体信托类型均采要式主义，遗嘱信托所采取的形式要求比继承法还要严格，这极大地限制了遗嘱自由。英美法谚有云: 衡平法更重视意图而不是形式( Equity regards the intention rather than theform) 。在英美法上，主要讨论是否有确定的设立信托的意图或者意思，对设立信托的形式并无一般的要求。然而根据《信托法》第8 条，我国的信托合同为要式合同。信托不能通过口头设立，也不能通过行为( 以默示的方式) 设立，在我国信托实践主要是营业信托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受益人( 委托人) 的利益，强调要式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设立民事信托的难度。 　　笔者以为，为了促进民事信托特别是遗嘱信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