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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引言： 　　《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我国量刑价值的缺失在实践中很难实现法律公平、平等的目的。量刑价值缺失具体表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得到规范化运行，同罪异罚、异罪同罚、轻罪重罚、重罪轻罚等现象不断发生。量刑价值的缺失造成的处罚的不平等与宪法的法律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不仅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且法律的权威性、公信力、目的性也将会受到质疑，不利于依法治国目的的实现。因此，量刑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量刑规范比较抽象、粗放、法定刑的幅度相对较大，实践操作往往比较困难。为此，我国量刑制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具体化、细致化，从而来指导法官进行量刑的价值判断，实现公正、平等的法律目的。此外，可以把量刑归入法庭审理的程序中来，来凸显量刑价值和意义，确保量刑公平公开。 　　一、我国法制理念的价值追求是量刑改革的推动力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量刑制度的改革能够有效地惩罚犯罪，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也是贯彻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有力体现，所以，量刑制度进行改革是必要的。通常而言，量刑的改革有两个方面：量刑实体规范化和量刑程序规范化。 　　(一)量刑实体规范化改革。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指导意见》指出，检查机关在对某一犯罪提出量刑意见时，要充分综合考虑这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等实体性的规定，客观公平的提出量刑建议。 　　从实体的角度来推进我国量刑的改革，防止量刑价值缺失，实现量刑制度的规范化，这就需要公诉机关的工作人员创新工作方法，放弃传统的“沽推式”量刑方法，转而釆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的方法。所以，公诉机关以后就不应该单纯依靠经验和法院对案件的判例等情况而采用“沽推式”的方法来提出量刑建议。 　　(二)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 　　传统上，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中，定罪的问题是庭审的核心和关键，量刑通常处于次要地位，量刑价值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定罪服务的。在量刑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公诉机关提出公诉的案件审理中，公诉人不仅要细致表述量刑的依据、情节，还要就具体的量刑主张的合理性予以说明，辩方会对控方的量刑意见及依据进行辩解和反驳，从而将量刑从“后台”推上“前台”，由“暗箱操作”变为“阳光作业”。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开展量刑指导意见》对公安机关和公诉机关在具体量刑活动中的职责和任务进行了规定，它们应该对量刑的事实进行必要的查证，进行重要证据的收集，同时还特别强调在量刑的活动中要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这是量刑制度改革的一大进步。 　　二、我国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的量刑制度处于初级阶段，涉及量刑的各项制度尚不完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处于探索之中。笔者认为在量刑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中还存在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量刑制度没有必要的法律支撑，致使在司法实践中仅充当形式的角色。 　　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对量刑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在我国相关的立法上并无名文的法律条文把这项权利确认下来予以保护，甚至没有对量刑证据、量刑辩论程序等基本的问题规定下来，这就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建议权没有法律效力，对于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完全自主决定采取与否。往往在实践中法院采取建议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完全忽视，据调查显示法院的采纳率只有65%左右。由此影响了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积极性。 　　实践中，由于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进而只是扮演了“形式化”的角色，从而导致量刑制度预期的绩效大打折扣。此外，有些审判人员认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会削弱了自身裁量权，从而对于量刑建议并没有引起重视，量刑建议制度也就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和价值。 　　(二)与量刑制度相关联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由此量刑建议的运行受到很大阻碍。 　　在我国检察体制改革中，量刑建议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刑事和解制度、证据开始制度等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证据的开示制度，那么公诉人在发表的刑事建议就会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撑，此时建议的正确性就无法得到保证，甚至还会出现严重错误的情形。目前而言，与量刑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例如，社会调查制度、当事人关于对量刑建议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等制度都处在探索阶段，由于量刑建议权的改革和完善需要与其相关的制度的完善为前提，所以公诉机关的刑事建议权的完善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三)实践中律师很少出庭进行辩护，阻碍了量刑建议权的发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师往往很少出庭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