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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流浪权 　　本文是《流浪权初探》①一文的续篇。在“初探”中，我通过对不同文明类型中流浪及流浪权的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也通过对不同文明中如何对待流浪的态度及流浪权的习惯基础和法定地位的说明，对流浪和流浪权做出了初步的探索。但究竟什么是流浪权?如何在学理上构造流浪权的内涵和外延?流浪权是不是一项自然权利和习惯权利?流浪权能不能在法律上确定为一项法定权利?如何确定?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继续深化的研究，才能在逻辑上更有说服力地证成流浪权。本文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展开论述。 　　一、流浪权的内涵和外延 　　按照法学界对权利定义的基本套路，可以对流浪权做出这样的界定：流浪权就是主体根据社会习惯或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根据其意愿在一定空间中自由浪游，并在事实上或精神上拓展其生存和活动空间的权利。根据该权利，主体可自己决定是流浪还是不流浪，也可拒绝他人强迫禁止其流浪或者驱使其流浪。这一概念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享有这一权利;其根据是普遍道德、社会习惯或国家法律。其内容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由行为，这一空间范围当然会受到不同时代的制约。例如王权天下时代，流浪权的空间理论上是无止境的;主权时代，流浪权的空间理论上仅限于主权国家范围;全球化时代，流浪权的空间又因为主权间的协作而开放到全球;随着外层空间的开发开放，未来的流浪权还可能深入到广袤的外层空间。其目的是为了拓展人的生存、发展和生活空间，获得流浪的快感、美感。 　　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理解，还需要从其特征出发。众所周知，权利在分类上有普遍权利和特殊权利之别，有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辨，还有自然权利、习惯权利和法定权利之分。那么，流浪权在如上不同视角上，究竟属于何种权利?这既决定着流浪权的特征，也因此是进一步认知流浪权概念之关键。下面对此分别予以分析和说明。 　　第一，流浪权是普遍权利还是特殊权利?普遍权利是指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主体依法或依习惯都应享有的权利。如荣誉权、名誉权、生命权、健康权等在现代社会的法律上，就是人人都应享有的普遍权利，除了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可对有些权利予以剥夺(如荣誉权、生命权等)外，其他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在法定条件之外故意剥夺之。普遍权利不但要均布于所有主体，而且在实现手法上要能确保所有主体都有条件各尽所能、并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和实现普遍权利。特殊权利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固化的“特权”，即根据人的不同身份所永久不变地享有的权利。它是把人等级身份化、并把这种身份固定化的产物。如古典中国法律中的“八议”制度、“官当”制度等①，都是此类特权。马克思在谈到普遍权利和特权时曾指出：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特权(特殊的特权)，就是指这种固化的特权形式。 　　另一种是根据不同职业及其身份所享有的特权，如法官、警察、教师、护士、牧师等从业者都分别享有别人不能享有的权利。但因为这些职业在法律上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因此，也就具有平等的性质。在这种开放意义上，极而言之，它也可以讲是种普遍的权利。 　　从如上情形来衡量，则流浪权既不属于古典法律上的那种特权情形，也不属于现代职业分工意义上的特权。因为流浪的内在需要并不是拥有特权的某个阶层或某种职业者才有的。凡是人，只要生活在现实世界，就有在空间上扩展其身体范围、心灵范围和行动范围的主观欲望和行为要求，这是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要求，它的普遍实践，就是将其权利化。所以，流浪权是一种属于所有自然人的普遍权利，而不是属于个别人的特别权利。尽管这一权利表现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有些人的要求会强烈一些，有些人的要求则会稍弱一些。但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有这一权利要求则无所例外。因此，它是人的一种普遍权利。 　　第二，流浪权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是与自由主义者所谓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分类紧密相关的一对概念。众所周知，伯林把自由两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它们分别是指： 　　自由是一个人们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行动的区域;“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我希望能成为重要的角色，不要做无名小卒;我希望成为一个“行为者”(doer)--自己做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我希望拥有自己的导向，而不是受外在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