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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谈民事证明程序控制冲突之平衡* 　　作为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对民事证明程序的控制，无一不体现着对案件事实的要求或是需要，而这种目的性过程是由程序控制主体践行的。在民事证明程序控制过程中，冲突与矛盾相伴而生，作为主体预先设定的理想目标，目的成为了平衡与协调的基本导向。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目的以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为出发点，是人类活动方式与特点的体现，其预先设计行为结果，满足人们的各自需要，指导人们有意识的行为。从对主体目的界定及实现的角度，深入揭示多元化目的与民事证明程序控制平衡的内在关联性，以全面探讨民事证明程序控制冲突之平衡方式的选择，是为本文的基本脉络。 　　立法者的主观意愿作为立法构想与要求的预先设定，全面体现着民事证据法律目的。证据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诉讼制度的，我们探讨多元目的协调对民事证明程序控制平衡的影响，就必然要分析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民事证据制度的建构。在整个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中，民事诉讼目的扮演着基石和落脚点的角色，它也是民事主体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与追求目标。我国学界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界定，主要分为解决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论、程序保障论、利益保障论、解决纠纷论以及诉讼目的多元说( 多重性) 等观点。其中，“合理维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与程序利益”之归纳，对周边相关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和分析，立足于“民事诉讼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共同作用的场”，其能为具体制度的设计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引，应当成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目的。 　　民事司法证明是以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协同作用为基础而开展推进的，如果我们将关注视角仅仅局限于民事程序法本身是有失偏颇的，只有充分结合民事实体法来全面探讨才是客观、理性的。这种分析思路同样适应于民事证明制度目的的研究。主体在司法证明活动中，既追求实体利益，也追求程序利益，而国家利益也关涉其中。故而，“发现真实”的重要地位在我们重塑民事证据制度目的的过程中逐步凸显。证明主体只有在正确认定事实、全面发现真相的前提下，才能准确适用法律，才能在整个证明程序中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所以整个民事司法证明活动就是围绕着证明主体和案件事实而展开，通过充分收集证据，并对其进行筛选评价，在充分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做出诉讼裁判。民事诉讼与证明程序的交接点通过对真实的发现而体现出来，也正是基于此，多元目的的协调之于民事证明程序控制平衡的影响也因此得以显现。 　　我们需要看到，在对民事证明程序的控制过程中，多元目的不能保持绝对的一致，甚至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矛盾和冲突。譬如发现真实与程序公正，它们在民事证据制度当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当两者发生不一致的情况时，根据价值衡平原则如何权衡与取舍将直接影响到民事证明程序控制的是否平衡除此之外，效益、安定和秩序等目的之间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影响着民事司法证明活动的开展，当它们共存于某项证据制度或是证明程序当中时，孰轻孰重是我们不得不考量的。譬如证人作证的义务，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公共利益，推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如果证人拒绝作证时，司法机关可通过一系列程序甚或强制手段以促使其作证，当然为了实现公平正义，衡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我们都无法质疑它的立法初衷。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具体司法实践中突破界限，违背证人的自由意志等情况时有发生。而这种一味的强制履行作证义务的疑似侵害证人合法权利之行为，特别是对于负有相关保密义务的人员，譬如医生、牧师、律师等而言是否恰当、合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二 　　证据是连接民事证明主体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纽带，而案件事实又在证明过程，抑或是司法裁判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提出: “既然在审判中准确认定事实对于法律在效率传递中所起的激励因素方面至关重要，那么，裁判的准确性就不仅具有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而且也有了经济价值”。他在关注经济价值的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发现真实的重要性，也再次说明了查明事实真相之于民事证明程序控制价值取向的关键性。发现真实是实现证明制度其他价值和目的的前提基础，只有真正查明案件事实，规则或是原则才有存在的意义，效益、公正、安定和秩序等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目的意味着不同的追求，过分强调客观真实和所谓的实质公正，而造成了其他形式的不公正，是否合乎理性有待商榷。毕竟，效益、安定、秩序也是民事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做的是寻求一种理性的平衡，而非不计后果的一味索求。当然，在此过程中，公平正义之底线的不能触碰，以及尽可能发现案件事实仍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 　　证据制度的目的是主体对程序控制平衡的主观追求。控制平衡与主体目的、需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