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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运行机制的障碍及完善路径分析 　　检察权运行机制是推动或者影响检察权运行的各种因素及相互作用的模式或机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加强对检察权运行机制的研究，对于推进检察体制改革，提升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行检察权运行机制的特点 　　(一)检察独立的整体性 　　新中国司法体制的特点之一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整体独立，而非法官、检察官独立。”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5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种独立性，是一种集体独立，而非个人独立即检察官独立。“我国检察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检察一体原则，检察官是人民检察院内部执行一定检察职能的人员，从属于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地位。”在我国现行检察制度中，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主要是就检察机关而言，检察机关行使权力时，具有法律制度上的独立性。这种整体性独立，是以检察长负责制和检察委员会制度来保证的。在现行体制中，检察官受检察长领导，任何检察活动应服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确立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独立性。 　　(二)检察领导体制的多重性 　　如何理解我国现行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理论界有“双重领导”体制说，“一重领导、一重监督”体制说，“垂直领导”体制说等。但“双重领导体制”说或“多重领导体制并存”说得到主流检察学理论的肯定。所谓“双重领导体制”，是指检察机关既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又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所谓“多重领导体制并存”：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三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并认为这种领导体制：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保障检察机关在人、财、物等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迅速恢复重建并正常地开展检察工作;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地方和谐稳定中的作用，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并赢得地方各个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有利于贯彻检察工作方针，保障检察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也有利于加强对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情况和检察人员遵纪守法的情况进行监督。上述两种观点没有实质区别。在中国国情下，检察机关的权力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从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地方检察机关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更具有实质意义。“虽然从法律形式上看，党委领导与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具有法律上非明示与明示的区别，同时还有领导性质上的区别(是业务领导还是政治领导及组织领导)。然而，由于同级党委所具有的人权、财权等权力，它以特定方式实施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事实上我国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以地方党政领导为主、上级检察院领导为辅的领导体制。 　　(三)检察权运行方式的行政性 　　司法权具有独立性、被动性(消极性)、裁决的终局性(权威性)、运行方式的交涉性等特点。“终局性”是指司法机关作出的决定有决断效力，无新的事实与理由就不得再申请裁决;“交涉性”是指裁决必须在当事人参与诉讼过程并充分举证、辩论说明其主张和理由的前提下才能作出判断的一种权力运行方式。检察权兼具司法和行政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不起诉)、批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及控告申诉检察权等都具有一定的司法性。但长期以来，检察机关都是以行政方式履行这些检察职能。如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的主要特点是审查方式的书面化。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1月18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当指定办案人员进行审查。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案件，审查批捕人员唯一需要做的是审阅侦查机关的案卷材料。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都不能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不中立，追诉色彩浓厚。在检察实务界甚至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能否讯问犯罪嫌疑人都存有争议。 　　(四)检察权内部运行架构的层阶性 　　20世纪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