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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全面深化改革视野下的授权立法 　　一、授权立法的多元化 　　我国授权立法制度与实践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根据《立法法》第9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第8 条所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中尚未制定法律的部分事项先行制定行政法规。究其实质，此种授权立法是为了弥补法律在部分事项上的空白，防止“无法”现象的出现，属于填补型授权立法。基于法制匮乏的特定时代背景，某些领域的“无法”现象是全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而非个别地方的问题。因此，需要在中央层面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法规。换言之，在以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初期，制定新法成为授权立法的主要任务，填补型授权立法成为完成此任务的重要方式，国务院则成为填补型授权立法的主要机关。除了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之外，我国还存在对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 　　《立法法》第74 条明确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的法规。《立法法》并未明确规定对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但从第90 条第2 款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五大经济特区的授权决定可以发现，被授权机关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做出变通规定。所谓变通，就是“有权依据具体情况，对法律、法规等上位阶法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和突破”。换言之，经济特区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可以做出与上位法不一致的规定，此类授权立法便属于变通型授权立法。鉴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局面，填补型授权立法的空间势必萎缩，而变通型授权立法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因为基于先行先试的改革策略，地方进行试验性改革始终是重要的改革方式，而地方的改革措施往往需要突破已有的法律框架，变通型授权立法便成为突破性改革的合法性来源。囿于变通型授权立法局限于经济特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开创了“调整适用法律”的方式来缓和改革与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各地纷纷主动申报改革试点，中央也不局限于选取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田”。 　　而《立法法》第74 条、第90 条第2 款所涉及的变通型授权立法专指对经济特区，并不包括其他地区。如果说根据授权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能够保障经济特区改革的推进，但在其他地区深化改革则不具备此种立法权优势，难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为了解决各地在深化改革中所遭遇的法律瓶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四次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行政区域调整适用有关法律的部分规定。 为了发挥立法在改革中的引领作用，《立法法修正案》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一条“调整适用法律”的条款作为第13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事项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该条款并没有明确规定被授权的机关，并以原则性的方式规定适格于调整适用法律的地域为“部分地方”，从而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任何地方。因此，调整适用法律的授权决定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进而为各地突破法律框架深化改革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二、规范变通型授权立法 　　尽管变通型授权立法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授权立法类型，但由于它对权力机关的最高权力原则构成威胁而备受争议。在我国，这反映为《立法法》对变通型授权立法讳莫如深，造成法律规定与现实实践之间难以完全契合。因此，有必要明确变通型授权立法的法律地位、适格的授权机关、授权对象和授权权限。首先，正确理解变通型授权立法的法律地位。在立法体例上，对地方的变通型授权立法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现行《立法法》对经济特区的变通型授权立法规定在第74 条，位于第四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第一节“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 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规定在第9 条，调整适用法律的授权则规定在第13 条，均处于第二章“法律”的第一节“立法权限”中。此种立法体例鲜明地反映出，对经济特区的变通型授权立法的法律地位并未得到认真对待。但是，根据第90 条第2 款和第95 条第2 款，经济特区可以根据授权决定进行变通立法，当变通立法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这从侧面反映出变通型授权立法的法律位阶与普通的地方性法规并不处于同一等级，反而与法律处于相同的等级或接近于法律的等级。这表明变通立法的位阶高于普通的地方性法规，且并不一定比法律低。其次，规范授权机关和被授权机关。根据《立法法》第74 条的规定，在对地方的授权立法中，适格的授权机关为全国人大，并不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定的被授权机关是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而经济特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