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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冲突及其完善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基本概况 　　大湄公河次区域分布着中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因为这些国家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以及受历史、民族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相继开放边界，在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跨国拐卖人口提供了机会，近十年来，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发展迅速。 　　在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一直都是重点打击的犯罪之一，经过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多年来的齐抓共管和不断地严厉打击，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一度曾基本绝迹。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多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这种犯罪行为重新出现，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年底，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到“发生在我国的跨国拐卖妇女犯罪呈上升趋势”。据陈士渠主任介绍，近年来中国警方从全国各地解救了一批被拐外籍妇女，她们大多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如越南、缅甸和老挝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认为，媚公河次区域各国一些边境地区是拐卖人口犯罪的重要流出、流入和中转地，据估计该地区拐卖人口约占全球拐卖人口犯罪的三分之一。一些国家因贫穷、低教育、信息匿乏，想获得更好就业和走向富裕，使拐卖人口成为可能，拐卖人口犯罪己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犯罪之一。 　　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的国家为例:在缅甸，拐卖人口的年利润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贩卖业，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近年来数量惊人，己成为缅甸乃至世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老挝既是拐卖人口的中转国，也是拐卖人口的来源国，来自中国和越南的被拐人员大部分通过老挝卖至泰国，同时被拐人员也有老挝人，他们主要来自老挝的巴塞、沙拉湾、沙湾拿吉和首都万象。 　　在越南，由于生活贫困，不少贫穷妇女和儿童经常被贩卖，而后被强迫劳动，从事卖淫或不合法地为人妻，人贩子往往是受害人的亲戚、朋友，他们借介绍工作之名进行人口贩卖。此外，越南妇女通过婚介形式被诱骗到其他国家，儿童通过给外国人当养子女形式被卖到国外，也成为越南人口贩卖的途径。 　　地处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中国云南省，全省有5个边境州市的25个边境县(市)，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的6个省(邦)、32个县(市、镇)接壤，既是这一区域跨国拐卖人口犯罪的人口拐出地，也是拐入地，并且己经成为中国内地妇女赴泰国、柬埔寨从事色情行业的“中转站”，也是东南亚妇女进入内地，并转至香港、澳门的一条“通道”。 　　二、中国反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中的法律冲突问题 我国《刑法》确立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打击和整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体系己经形成。然而，与我国加入的有关反拐国际合作国际条约的要求相比，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云南边境一线相关国家的法律相比，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的法律冲突问题。 　　(一)拐卖人口犯罪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 　　1.中国《刑法》与国际反拐法律规定的比较 　　于2000年11月15日由第五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3年12月25日生效的《巴勒莫议定书》第3条如是规定:“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肋、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肋、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b)如果己使用本条(a)项所述任何手段，则人口贩运活动被害人对(a)项所述的预谋进行的剥削所表示的同意并不相干;(c)为剥削目的而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儿童，即使并不涉及本条(a)项所述任何手段，也应视为“人口贩运”;(d)“儿童”系指任何18岁以下者。 　　以上内容对“人口贩运”进行了定义，成为《巴勒莫议定书》的核心内容。 　　而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是这样的:“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