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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与制度防范 　　从词语含义来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错案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罪者被判决有罪，一种是有罪者被判无罪，本文探讨第一种类型，这种错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冤案。张氏叔侄二人因为所开货车搭乘过的女子被奸杀后弃尸河中，遂被认为是凶手，经两审被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和死缓。由于当年的狱侦耳目在另起案件中的伪证被揭穿，张氏叔侄偶然看到报道后继续申诉，最终经被害人八枚指甲中所留下的DNA确证，真凶已经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判处死刑并已经执行。张氏叔侄得以在服刑十年后被无罪释放。当年被作为以”零口供”定案的典型而大肆宣传的案件，竟是一起人为炮制的荒唐冤案。错案具有理念和制度层面原因，需系统、客观地进行分析。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理念及司法制度视角，分析冤案产生的原因与防范。 　　一、破坏罪刑法定原则:错案产生的深层根源 　　在西方，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来自于费尔巴哈，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该原则一方面强调刑事违法性，以刑法明文规定作为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其背后的思想出发点是刑法应发挥人权保障机能，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初衷是限制司法权，保障人权和维护法治。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被规定在刑法典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首先以积极的态度表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这种立法表达的优点是突出犯罪认定中的刑法规定性因素，缺点是并没有显示出罪刑法定的人权保障取向，其思想的出发点仍是刑法工具主义。事实上，积极的罪刑法定在很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没有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对积极的罪刑法定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分别进行规定。但是，积极罪刑法定是为了保护社会，扩张刑罚权;消极的罪刑法定是为了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当二者冲突时，应以消极的罪刑法定优先，否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的本意。张氏叔侄冤案中，积极的罪刑法定过分发动，而消极的罪刑法定不被遵循，最终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本意，也就是违背刑法的基本理念。 　　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与犯罪概念的界定密切相关。在我国的犯罪概念中，社会危害性被作为犯罪的决定性要素，这种保护社会利益为第一位的观念会忽视刑事违法性，罪刑法定所追求的人权保障时常被抛到执法者脑后。由于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本质的观念在刑法中根深蒂固，使突破罪刑法定要旨的做法有了广泛存在土壤和思想根源，并且，在实体正义的幌子下，程序正义经常被破坏。 　　形式理性是刑事法治的重要标准，“形式理性意味着只能在形式合理性的范围内来追求实质合理性，追求实质合理性不得超过形式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意味着一套严密的刑事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存在，并且，在此范围内实现合理性。我国刑法的犯罪概念强调社会危害性，将刑事违法性置于从属地位，从而犯罪概念的刑法规范性不足。在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的思想指导下，社会危害性就可能超乎刑法规范约束，衍生出社会危害性超脱于刑事违法性，从而导致极端法律虚无主义的风险。可以说，在犯罪认定中强调社会危害性的观念，就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做法提供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 　　现代刑法主张刑法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机能，而刑法中犯罪概念以社会危害性为本，将使社会保护机能膨胀、人权保障机能受掣肘。由于社会危害性强调行为对社会的危害，以社会整体的保护为主导，在司法过程中，这种思维会导致片面强调社会利益的保护，而忽视被告人或被害人个人权利的保障。在该奸杀案发生后，鉴于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快速破案成为各方共同愿望，侦查部门在此压力下，急于结案。于是，案件侦查中急于收集对定罪有利的证据，甚至不惜非法取证，置被告人权利于不顾。 　　犯罪概念体现刑法中最基本的理念，刑事违法性应是刑法中犯罪概念的最核心要素。社会危害性是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核心，是刑事立法过程考察的因素，决定对某种行为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经过刑法的确认变成了犯罪之后，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应首先考虑行为是否具备刑事违法性，而不应首先考虑社会危害性这一超规范要素，这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思路和要求。 　　社会危害性应当是刑事立法中犯罪的本质要素，当进入刑法论域后，社会危害性应称之为“法益侵害性”，法益侵害性受限于法的规定，在观念上及事实上均不能超脱于法律之外，刑事违法性是犯罪认定的凭准和依据。犯罪的立法概念或曰实质概念，是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而犯罪的司法概念或曰形式概念才是刑法中的犯罪概念。犯罪学与刑法学论域的犯罪概念不能混淆，如果将犯罪本质认为是社会危害性的理论，事实上是将犯罪学论域中的犯罪与刑法论域的犯罪混同。这样的理论体现了注重社会利益，忽视个人权利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