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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死刑观的构建 　　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非常重要，因为决策者的死刑观是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尽管人们可以笼统地说当代中国死刑改革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决策者的死刑观才是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我国有学者甚至认为:“我说，给我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我一天之内就能废除死刑。”国外也有学者指出:“1968年的活动分子们曾经非常珍视的一句格言，一切都是政治，在涉及死刑问题时，仍然具有它完全的意义。”尽管上述观点有失偏颇，但是从影响死刑改革的因素来讲，上述中外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指出了政治在死刑废除中的重要意义。死刑实际上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死刑是一个政治问题。死刑的存废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死刑的改革同样是一个政治抉择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死刑改革也不例外，它也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故决策者理性死刑观的构建实际上就是在政治战线上反对死刑。法国的巴丹戴尔先生就曾指出:“反对死刑的斗一争应当在两条战线上展开。其一是政治战线，因为，如果没有依赖于议会坚定多数的总统的坚强意志，就不存在废除死刑的问题。”如果当代中国的决策者能够理性地看待死刑，那么当代中国的死刑改革就在政治战线上取得了成功，中国也就离废除死刑不远了。 　　一、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关键点 　　当代中国的决策者们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宏观上都有比较精准的把握。然而，由于当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决策者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微观的问题未必都能精准的把握或者没有精力去把握。当代中国的死刑改革问题就是决策者们没有精准把握的微观问题。当代中国的决策者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方面，对于当代中国死刑改革问题没有投入应该投入的精力。故决策者们理性死刑观的构建首先要求决策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问题上来。决策者们应该把当代中国的死刑改革真正视为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来对待。在决策者们把当代中国的死刑改革真正视为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问题来对待时，要重点思考下列问题:如何正确认识犯罪原因、社会治理与死刑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死刑民意;如何正确认识生命权与死刑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犯罪原因、社会治理与死刑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死刑民意、如何正确认识生命权与死刑的关系是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三个关键点。 　　首先，如何正确认识犯罪原因、社会治理与死刑的关系是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首要关键点。当前，我国在死刑问题上无论是出于报应的或者是功利的目的都认为死刑是犯罪人对其犯罪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如果我们从犯罪原因角度追问，会发现犯罪的发生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社会也应该对犯罪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犯罪人因其所犯罪行被判处死刑时，社会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非常有疑问的。我国的决策者们应该对这个疑问好好思考才能对死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犯罪的发生之所以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社会治理能力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社会治理好了，犯罪当然应该非常非常的少。这样的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往往被人们忽视。因为当犯罪发生特别是重大犯罪发生时人们往往把愤怒发泄到了犯罪人身上，而忽视了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死刑是社会的一种治理手段而已。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死刑是越少越好。我国有学者就指出:“我认为，一个社会的管理能力与对刑罚的依赖程度是成反比的。换言之，一个社会的管理能力越强，那么对刑罚的依赖程度越低，反之亦然。……因此，如何降低社会管理和犯罪控制中对死刑的依赖程度，就成为废除死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该学者的观点对于死刑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对于该学者的观点笔者深表赞同。然而，为什么我国的决策者们会不像上述学者那样去看待社会治理与死刑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决策者们迷信死刑的威慑力。我国的决策者们希望通过死刑的威慑力的发挥来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死刑的威慑力到底有多大以及是否哪些犯罪可以通过死刑来威慑，是值得我国的决策者深入思考的问题。我国的决策者们对死刑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也应该提高到像上述学者的认识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从社会治理能力视角提升决策者们对死刑的认知。 　　其次，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死刑民意是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第二个关键点。决策者们在死刑改革问题上迟疑甚至退缩的一个原因是顾及到死刑民意。如前文所述，死刑民意具有情绪化、非理性的特点。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决策者们不应该简单地追随死刑民意，更不能利用死刑民意，而应该慎重地尊重与善待死刑民意。尊重与善待死刑民意首先要求决策者们认真倾听死刑民意。决策者们认真倾听死刑民意要做到不被死刑民意的情绪化表面所迷惑从而真正洞察出死刑民意背后的诉求。尊重与善待死刑民意还要求决策者们切实地回应与引导死刑民意方当然有着引导民意的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