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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治理中民事政策的法价值实现路径 　　民事政策是指国家对民事领域的民事活动进行导引和规范的法政策，是国家对民事立场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是国家处理其民事领域事务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原则和指示的总和①。我国《民法通则》将“遵守国家政策”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②，从而确立了政策作为民法的法源性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保障私权、规范公权”的理念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思想，而去除计划经济模式下公权干预私权的痕迹，驱使民法学者对民事政策的绝对排斥。然而，法律是刚性的，它会束缚政治家统治的手脚。相反，政治家的统治全凭其知识，可以随时应变制订出一切必要的措施，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满足特殊的需要③。从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到近期备受关注的“火车票实名制”、“房屋限购令”、“机动车限牌限行措施”、“夫妻间不动产权属变更免征契税”等民事政策，并未因法学家的排斥而退出私权治理的现实机制，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共同作用于私权治理结构之中。在依法治国方略下，价值的同一性是政策与法律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政策介入私权治理的底线是符合法的精神与法治的要义。因此，探寻政策的法价值实现路径，有利于确立政策介入私权的正当性标准，进而实现私权的多元化治理。 　　一、民事政策的法秩序价值诉求 　　(一)政策分析与私权治理秩序价值目标的趋同性 　　与法律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④，“秩序”在价值目标体系中，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性质，它为其他价值目标提供现实的条件，安全、正义、平等、自由等有赖于“秩序”为之服务①。“社会秩序”是一系列系统机制、交互模式与风俗习惯的持续性结合，这一概念所指向的条件内容是维护社会稳定存在的关键因素，包括财产、交易与权力相关产物，还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形式，即交流沟通与价值观念等②。在社会过程整体的背景下，对在任何情况下的政策选择的考虑都可以在一个综合的目标清楚的系统提供的参照框架下合适地进行。个体通过公共秩序系统寻求个人价值目标。在考虑政策问题时，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将一个有问题的情景与公共秩序系统最重要的价值目标联系起来③。 　　没有任何立法者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规范体系，它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仅仅基于将事实描述简单涵摄于规则事实构成之下就可以解决每个案件④。规则越是古老，并且为规则支配的活动越是活跃，法官受到的压力就会越大，就要他们制定特例和特定延伸⑤，这种情况在民事领域尤为突出。政策分析或价值衡量贯穿于法官司法或立法的过程⑥，关于私权的理解，民法学者普遍认为基本的民事权利不仅是一种对抗“政府”的权利，确保人民的自由与财产免于受到“政府”的侵犯，使人民得享有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空间(自由权利或防御权)，更强调基本权利是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系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间行使职权时所应遵循的客观规范，以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公权力或其他人民(即第三人)不法的侵害⑦。民事政策与民法规范的关系，就是建立在此种具有保护义务的客观价值秩序之上，而基本权利的实现除了通过扩散至民事实体法领域之外，还及于政策对基本权利的具体解读。例如，“火车票实名制”可以有效保护民众对公共交通服务资源平等的占有权与利用权，在私权领域，机会平等是成就民事主体享有和行使权利的前提条件。 　　(二)民事政策的规范化是稳定私权治理秩序的方式 　　频繁的、宣誓性的立法，使法律不再是解决纠纷的工具，而是社会控制和变革的积极的、动态的手段⑧。民法的技术乃至其原理正被运用、渗透到其他的法领域⑨。这种渗透并非完全依赖于其他部门法的正式立法活动来实现，在相当多的场合，民事政策充当了民法介入非民事领域社会控制的介质，成为另一种开发控制市场机构的法律技术⑩，例如，国立学校的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公务员与国家、公共团体等“特别权力关系”，尽可能将其作为通常的社会关系加以对待，以契约的方法代替征用等。再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3 年12 月31 日发布的《关于夫妻之间房屋、土地权属变更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房屋及土地权属免征契税。该政策调和了现行《婚姻法》的“婚前财产制”与民众稳定家庭结构的愿望表达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民间通识的“男方买房”的婚俗之下，免税政策更有利于保障女方的财产利益，进一步促成了男女平等原则的有效实现。 　　民事政策还可以作为一种变通或者过渡的手段，某些情况下，那些为应对突发情况而颁布的政策可以使变革变得容易，从而消减民众的抵触，甚至引导他们自己去改变。例如，我国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子女“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条文，第18 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