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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音乐形象概述 　　1前言 　　西施形象的生成、传播、定型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在漫长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不同文化下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也根据自己的文化需要塑造或重塑本群体的西施形象。由先秦典籍到《归越情》西施由美女、神女、妖女、巾帼英雄到回归自我的英雄美女，她由历史进入文学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形象和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而对其形象的选择和塑造也凝聚着中国丰富、广泛、深刻的社会内容，反映出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女性这一社会角色的发展历程。 　　2西施形象接受的审美心理 　　西施是以美貌著称于世的，美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而女性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提纯与结晶，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女性共同理想与期望的积淀与汇集。在两千多年的流变中，西施这一形象逐渐被丰富、放大，远远超出了四大美女的范畴，比历史上真实的西施要高大、生动和夸张。作品中对西施形象的塑造各有不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接受者也在人物形象的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西施的形象及其结局便是各代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不同选择和创作，而这又与中国古代和谐的审美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它是随着远古时代祖先的劳作、生活、娱乐、宗教等产生的，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而发展、演变起来的。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对后人创造美及审美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一条基本线索。”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思想基础，基本上可以归为儒、道、禅的此消彼长、杂揉交织，“如果说儒与道所追求的是性质不同的外向和谐，禅宗则追求空灵、寂静的内在和谐，三者缺一不可，共同铸造了以和谐为特色又偏于表现、写意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体系”。从而使得和谐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即追求内与外、情与理、形与神、言与意的辩证统一，成为了中国古代审美的横向描述和人们创造和欣赏艺术形象的思维方式。 　　在漫长的西施演变过程中，文学中出现了色彩纷呈的西施形象。由于不同的传播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立场角度，所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的取舍上存在着差异;但从台湾人氏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汇集中可看到《烷纱记》对于西施形象塑造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作。汇集中明代选本如《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鼎刻时新滚调歌会玉谷新簧》、《新侵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新刻出像点板时尚昆腔杂曲醉怡情》等;《楹曲谱》等约二十种选本均有《烷纱记》的散出。20清代刻本如《缀白裘》、《烷纱记》竟达十八出之多，比所选汤显祖《牡丹亭》之曲仅少两出《集成曲谱》。这些曲选、有一弋阳腔、徽调系统的，有昆腔系统的，所录都是当时的“时尚”之曲。由此可见《烷纱记》问世后，一直是流行的剧曲，不止用昆腔演唱，徽调系统也在不断的演出。在这些曲目中，并没有找到《浮西施》、《倒烷纱》等剧目的曲子。这一事实说明了:数百年来，广大人们按照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审美趣味，抛弃了那些否定西施的剧作，选择了《烷纱记》。今天，无论是京剧、黎剧或其它地方剧种所演的西施，甚至有关西施的小说、影视作品，他们或根据《烷纱记》剧情改编，或取其中的某些情节故事，它们都在某一程度上受到的《烷纱记》的影响。这些现象都说明《烷纱记》的广泛传播除了声腔、文本、演出之外更为引人关注的是人物形象所承载的美学意义。 　　首先，中国美学早期的和谐美主要体现在伦理方面，而和谐美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地体现在集体伦理方面，唐朝以后便除强调社会性和谐之外，却逐渐突出人内在世界的和谐，更关注人的内心，试图通过艺术途径，养得平和的心灵，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目的。先秦典籍中的形象单薄的美女西施在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寄托着不同时代环境下人们对和谐美的期待和向往，西施形象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无疑是历代文人对古典美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解和诊释。其次，戏曲的娱乐功能就是为取悦大众的，而戏曲的观众具有民间性，对于爱情他们忌讳有情人的分离，民间传说中的梁祝化蝶、鹊桥相会都反映出这种民族的审美心理。于是在明代之后，西施形象便是以《烷纱记》中西施形象为模本，塑造着人们心中的美女英雄，并希望西施与范氯会有圆满的结局。 　　时至近代，其崇高的审美心理结构具有两重性，。它以人的主体自觉、个性解放所引起的主体与客体的深刻对立、冲突突破了古典的和谐圈。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美的规律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是真与善的辩证统一，和谐论美学则逐渐表现在从纯理性思索的美学研究走向美学的理性与感性的和谐，从学院走向生活，从而重点关注人的当下生存。它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打破了人们一向原始、单纯、幼稚、封闭、狭窄、肤浅、凝固的审美思维范畴，对冲破古JRXv典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