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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古代官文书的汇编 　　官文书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官文书是指官府为处理政治、军事、经济、财政、人事等各类事务而形成的所有文书形式，可以包括通用公文、司法文书、律令文书、簿籍帐册等。狭义的官文书则仅指通用公文，即官府在传达命令、请示、答复以及处理其他日常事务时形成和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狭义的官文书大致可以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一般官府往来文书三大类。本文所指为狭义官文书。 　　作为管理公务、临民治事的工具，官文书既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也是特定社会发展的见证，是历史的缩影。因此，列朝列代的统治集团和个人对官文书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对官文书的汇编也就在情理之中。中国古代对官文书的汇编，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由集体到个人的过程、由综合性文书到专题性文书的过程。对官文书汇编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汇编是作为治理国家可资借鉴的宝贵性文献而进行的行为，有的汇编是作为个人流芳百世可资依据的行为，有的汇编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劝谏行为，有的汇编是作为文学自觉行为中研究资料的一部分。这些汇编性官文书，无疑已经成为文学、史学、文章学等研究领域的宝贵资料。中国古代官文书的汇编历史悠久。官文书汇编的历史，是与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作为广义文学的一部分，官文书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而官文书的汇编在此时即已被统治阶级提上议事日程。 　　史官辅助政事，除了参与日常性事务的处理，为君王们出谋献策总少不了利用以往统治的经验，而以往政事中的各种统治文献就可以产生重要作用。所以，从上古时候起，对各种文献的收集整理就成了统治阶级非常重视的工作之一。传说中三皇五帝流传下来的典籍三坟、五典，作为专门谈治理天下的原则和方法的所谓“大道”、“常道”，实际上就是各类文书档案的汇编。《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国语》是信史，这则记载可作为夏朝已有文献记录的旁证材料。《吕氏春秋。先识;)沂载夏朝末年太史令终古携“图法”对果哭谏的故实，也充分说明夏代完整性典册的存在，且认识到文书档案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重要性。 　　当然，文书档案的汇编与纯粹官文书的汇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集当推《尚书})，该书中多次提及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久《墨子。贵义期王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白篇”的记载。《尚书》中收录有夏代的官文书《甘誓》。这里至少说明:一是夏代已经有了比较完整而规范的文书档案，官文书汇编业已开始。二是统治者非常重视通过了解前朝前代典章制度来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而周公所读的“典册”等其实就是当时各种简犊文书的汇编。汇编公文从政府行为变成个人行为则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贾谊的《新书》是我国最早的个人文书作品总集，《新书》中“事势”部分主要为作者的官文书创作汇编。但是，从贾谊的《新书》组成来看，贾谊本人尚未有官文书这一独立文章形式的概念，尽管其已经看到了官文书在文章中具有某些独特性而将其单独编在一起，但官文书的汇编还没有成为个人的自觉行为。 　　中国公文发展史上作为个人自觉意识体现的较早的官文书辑录本是《汉仪})，尽管在此之前还出现过如《百官篇》,之类的用于规劝统治者的文集，但多为应用文写作者所作，而不是汇编。《汉仪》一书，全书一卷，为三国吴丁孚汇编，书中辑录著名的诏书及奏疏250篇，驳议文30篇，作为中国较早的官文书的汇编，《汉仪》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公文汇编史上的启发诱导作用是明显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文”的自觉时期，以((k心雕龙》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艺理论研究专著和专论的出现，标志着文学的自觉过程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顶峰。在这批研究性专著中，总结归纳了秦汉两代官文书文体，确立了清晰而准确的行文关系，开后代官文书汇编理论之先河。蔡昌《独断》、曹巫《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交章流别论》、刘韶《交心雕龙》等，更是薪火相继、不断发展。这些论著，既是对纯文学的研究，也是对文犊写作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上述不少著作中所举的大量文章例子，保留了数量可观的优美的官文书，如《交心雕龙》在精选例文时，将文体分为“以文学性文体为主，以一般实用性文体为主，以宫廷专用性文体为主”三大类，后两类皆为官文书。但此时动荡的社会背景，造成官文书专门汇编集的缺乏。尤其是官方自觉性官文书的汇编较为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隋唐时期，对各类官文书，尤其是对历代诏令、奏章的汇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唐人汇编的前代和当代官文书，其数量之多史无前例。唐人汇编官文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正史中在集部大量汇编前代官文书，为后来的修史起了榜样示范作用。如《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梁武帝制旨联珠》「卷、《诏集区分》四十一卷、《魏朝杂诏》二卷、《皇朝陈事诏》「三卷、《杂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