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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格财产及其法律意义 　　法典的外部体系建立在概念与逻辑之上，将生活事实类型化是体系建构的必要步骤，由此形成的类型也是概念与逻辑的一个连接点。然而，固化的类型往往会受到不断发展的社会事实和不断演化的内部价值体系的冲击，由此，类型化应当永远处于进行时;但是，法典的稳定性特征却会反对新的类型化，长此以往，则可能导致法典内容与社会生活脱节。对此，大陆法系传统下的法律学者应有必要的理论自觉。1982年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简·拉丹提出“人格财产”概念，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人格与财产截然二分思想的反思。这种反思虽然是在判例法背景下复出的，但在法典化业已完工的大陆法系国家更为必要，对于正处于法典化进程中的中国，其意义尤为重大，值得深入研究。 　　一、“人格一财产”二分的历史演变及其法律意义 　　在私法中区分人格与财产的萌芽可追溯至古罗马。公元2世纪的法学家盖尤斯在其体系化的教科书式著作《法学阶梯》中，以“人、物、诉讼”为次序编排罗马法的内容。意大利罗马法学家斯奇巴尼宣称:“《法学阶梯》的方法是对当时所有法学家所采用的系统的和创制性的方法的特殊发展，是一个新生事物。”伴随着同时期古罗马境内市民权的普遍授予，盖尤斯所创造的模式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蓝本，所形成的“人一物”二分模式对许多现代法典的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罗马法中的人法，实质上是身份法。罗马法上的“人格”涉及三种身份:自由人身份、市民身份和家庭身份(地位)。这三种身份的有无和高低影响着人格的充实程度。这与近现代民法中独立、平等、自由、尊严意义上的人格并不相同。罗马法上所使用的“物”，包含物质客体和抽象物，“包括所有可用货币加以估算的权利”，近似于近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概念。《法学阶梯》中的物法包含狭义的财物法、继承法和债法。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罗马法承认奴隶制-人可以成为有形物的一种，②因此其法律内容上并未严格贯彻“人一物”二分。可见，罗马法上的“人一物”二分仅仅是一种体系上的二分，不能完全等同于近现代以来“人格一财产”二分。在盖尤斯之前，“其他作品的次序表现为一种同缔结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和诉讼舞台上的原告的活动紧密联系的考察，对权利内容的考察只在随后才进行”;与之相反，盖尤斯将下列议题置于其体系的首位:“人对物的享有以及对权利和法律关系的享有(还考察这些权利和关系的内容、取得和丧失)，对权利的保护”。③简言之，前者以行为为中心，后者以权利为中心。关于“人一物”二分模式的法律意义，斯奇巴尼认为，它可以“不断地服务于那种以人为中心并且使权利为人服务的法观念的发展”。 　　真正将人格、财产予以严格界分的，是近现代社会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不仅仅沿袭《法学阶梯》的编纂体例，而且更进一步确立了人格平等的价值观念，将人格与财产的二分以“主一客”二分的方式贯彻到私法规范当中。德国民法典虽然改采《学说汇纂》的编纂体例，形式上似乎取消了人与物的划分，但在区分人格与财产方面，与法国民法典如出一辙。表而上看，德国民法典没有与财产并列的独立的“人法”编，而是将主体制度纳入总则当中，似乎降低了人或人格的法律地位。其实，在民法的基本内容和根本价值取向方面，二者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③究其原因，与人文主义思潮、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德国理性哲学家的“人是目的”理论⑥以及这些理论之间可能形成的重叠共识均不无关系。 　　在康德看来:“人，是主体，他有能力承担加于他的行为……物，是指那些不可能承担责任主体的东西。它是意志自由活动的对象，它本身没有自由，因而被称之为物。”⑦康德的观点既可作为证成民法典界分“人格一财产”的理由，也可以说揭示了这种界分的法律意义:人是目的，不能贬低为单纯的手段或工具-物，因此主体不能成为客体;同样的，物作为客体，没有自由意志，不能承担责任，因此也不能成为主体。由此推演下来，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法律上的地位平等。不过，界分“人格一财产”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比了。实际上，由于德国民法典承认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上述证明和推论己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以至于有学者指责其“通过人格的形式化而实现了人格的“空壳化”。 　　在民法典之外，19世纪德国学者普夫塔、基尔克、库勒等开始承认人格权的存在，但尚不占主流地位。⑨2U世纪以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逐渐接受了系统的人格权理论，“人格一财产”二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权利客体的层面。由此，权利的分类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客体内部的“人格一财产”二分，是法学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1)它弥补了单纯作为主体资格的法律人格的抽象性，使得人能够在更为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恢复伦理性的一面。主体资格与具体人格利益的相对分离，看似在主体层面抽离了人格的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