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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衡阳破坏选举案”谈我国人大代表选举的监督机制 　　一、我国人大代表及其选举的监督制约途径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根本政治制度地位。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宪法赋予人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由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运转，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 等法律。这些法律历经多次修正，不断完善，但衡阳破坏选举案的发生告诉我们，对人大代表及其选举的监督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约空白。选举产生代表，代表履行职责，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监督和制约，否则国家权力的行使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都将受到质疑。但从现有立法来看，目前对人大代表及其选举的监督途径主要是事后监督和内部监督。选民和原选举单位自下而上的监督。 　　无论是《宪法》《选举法》《代表法》还是《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了人大代表都要接受原选举单位和选民的监督。《宪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选举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监督的途径为罢免和回答询问，监督的内容则涵盖了人大代表各项法定职责的执行、法定义务的履行以及对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约束性规定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内部监督。《组织法》第五十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第五十一条规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选举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对当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的代表的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提出代表当选是否有效的意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经过衡阳贿选案件后，2015 年新修正后的《选举法》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职责界定更为清晰和明确，完善了代表资格审查工作机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外部监督。从衡阳贿选案来看，举报者为衡阳人大代表的落选者。该案先是由中共湖南省纪委初步调查，获取了代表候选人送钱送物的证据;而后由中共湖南省纪委成立专案组，赴衡阳市开展全面调查，查证了参与贿选的人员数量和涉案的金额总数，并勒令涉案钱物全部退缴，但未开启违反党纪国法的问责程序。后举报人继续举报，惊动了进驻湖南的中央巡视组，继而引起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至此，整个衡阳贿选案的调查与处理才由党纪政纪立案调查进而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案件本身涉及人员之多、涉案数额之巨大再加上中央高层的介入，才使得该案中存在的违法选举行为和相关人大代表受到惩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是一种需要强力推动的外在监督，其启动是多方因素综合的结果。 　　二、我国现行人大代表及其选举制度监督不足的原因分析 　　第一，一些选民和代表缺乏政治责任意识，将选举和被选举作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选举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行为中选举者和被选举者谋求的是一种政治主张或者施政理念。而在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实践中，尤其是直接选举的部分地区存在着“家族式的选举”“好处式的选举”等现象，只选举同姓氏的代表或者谁给了选民好处选民就选举谁。从选民的角度来看，注重的是家族利益或者是个人短期利益;从代表候选人的角度来看，注重的也是个人短期利益和家族利益。衡阳贿选案所代表的间接选举中也充斥着选民和代表的个人利益。在这样一种选举文化背景之下，选民和代表的公共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国家主人公的意识是浅薄的，更妄谈实现选民的政治价值和代表的责任意识。所以选举背后政治理念和责任意识的缺失是导致选民及代表不能正确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内在因素。 　　第二，内部监督和事后监督的局限性，对代表和选举的监督滞后且缺乏常态化。在内部监督中，如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监督其推荐的代表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的资格等，难免出现包庇之嫌，不愿自揭家丑，不愿采取措施真正解决问题，或者是无法监督。比较代表与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