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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执法的宪法维度探究 　　引言 　　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在当下中国法治和国家治理的话语中，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而警察执法，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及服务民众的基本手段，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和社会之现实必然，是通过警察执法活动来体现与落实宪法的精神与价值，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最终都是要通过警察具体的执法活动来体现与落实。每日发生的大量的事件与案件，都会涉及警察的执法，警察每日的出警，都是执法活动，而在执法过程中，又都会涉及社会秩序与人权，警察执法所完成的活动都与宪法机关的规定紧密相连。因此，警察执法与宪法，在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关系密切与否，好像是一个不需学理论证就可回答的常识问题。可是，问题往往就发生在常识上。殊不知，警察执法，作为实施一国之法律和实现法治之重要的途径，必然是以宪法为其基础的。 　　本文通过对美国联邦宪法与警察执法的关系为例，阐述警察执法与宪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将警察执法置于更高效力层级的宪法框架下，方有可能实现在当代社会警察执法的规范、文明及有效。在一个民主法治发展和完善中的现代国家，在一个正在追求公平与正义、自由与秩序的法治社会，警察执法的文明、规范、有效及正当，一定是以宪法为基础且须认真对待的。 　　一、警察权存在的宪法基础 　　权力虽不是宪法和法律关涉的唯一主题，但却是讨论任何政法问题如国家、社会、个人及法律的逻辑起点。在涉及政府、警察的政法体系里，公共权力、国家强制力也许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而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国家权力通常是与宪法和法律相联系的，国家权力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其实现的基本形式的。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关系及其基本运作机理，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问题的安排和解决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当的法治制度框架。 　　(一)警察执法权源于宪法囿于宪法 　　警察权从其产生初始便是国家权力天然的一部分，其存在的正当性来自于国家和社会。但警察权的这种国家和政治属性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须经过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和确认而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的。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不仅规定了国家各权力职能、范围、关系及其基本运作机理，而且通过制度安排的方式为解决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宪法通过设立政府行使国家执法权力须对人民负责，其所有行为都受限于宪法和法律。这样就在民主与法治层面上使得作为拥有强制力的警察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而取得其合法性的执法地位。在宪法的规定下，警察机构承担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和服务人民的重要职能，面对这样一项特殊权力，警察执法须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且其行为必须受到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规制。 　　现代警察机构是基于社会需要，由法创建，是宪法和民主政体的产物。也正因如此，执行能够为现代国家及其民众带来福社的宪法和法律，无疑成为警察权力存在的最大理由。因而，宪法是警察权最基本的依据，执行宪法、守护“人民主权”和“树立正义”是警察最基本的使命，是其执法行为最基础的底线和原则。 　　(二)警察执法职能是由宪法的功能规定的 　　依据宪法，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其中“负责保证法律得以切实执行”即执法权是宪法赋予行政部门最重要行政权之一项。警察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其本质是执法权。警察执法权力，从其权力的设置、运行过程及价值取向上来说，都是由宪法规定的，在目的和功能上必然是宪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宪法的确认和规定，警察无论是在刑事执法还是行政执法或其他社会事务方面拥有着宪法赋予的职权，进而，规定了警察执法的宪法性目的和功能。 　　对于警察执法权，若从宪法在政法层面的功能认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功能，二是法治功能。就前者而言，宪法是公法属性的法，也称为政治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适应复杂社会的政治安排需要、便于民主协调政治关系以实现政治正义的产物，其主要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价值取向。 　　依据宪法，国家的执法权或行政权是归属于政府的，而政府主要是通过集权化的各政府部门负责依据宪法和法律直接进行国家治理、管理社会和服务大众的。行政权力所掌握的内容的广度，其实远远超越其他两个权力。如果立法是在将社会利益做一个归纳以形成合理配置规则，司法是将已有规则演绎至实际案件具体进行利益平衡的话，那么以警察权为代表的行政执法权力从来都是以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在社会的所有范围之内直接产生作用。也就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产生着最为直接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性。警察执法的最主要功能从法律定位来说就是执行法律和公共政策。政府通过授予警察以独特的警察权力来保证和规制社会的多个事项，比如健康、福利、安全以及道德准则。这样就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有效的秩序以